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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裴先生对“诺思模型”的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诺思（Douglass North）和托马斯（Robert Thomas） 在1973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其主要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由于它在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期发展出了有效率的组织”。

裴先生认为，诺思原理要成立，其前提条件是“效率始终确保经济增长”，但诺思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李嘉图、Mill和Wakefield 等人的意见，传统社会都是供不应求的，其动态历史中有一个供给或者说增长的极限，所以越是高效的组织或国家就会越早地遇到它，也就越是不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反过来看，越是低效的组织或国家则会越晚地遇到它，因此也越有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样，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逻辑结论。

裴先生由此认为，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冲突。“马尔萨斯，李嘉图，Mill和Wakefield 等人都证明了在这一供不应求的动态历史中有一个供给或者说增长的极限。那么在这一动态进程中，越是高效的组织或国家会越早地遇到它，因此也越不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越是低效的组织或国家会越晚地遇到它，因此也越有可能确保持续稳定的增长。这就是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截然相反的逻辑。在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中，一个民族从长期来看在农业生产上越有效率，它的人口就增长得越快，因此它也会越早越深地掉入人口陷阱。在李嘉图的模型中，一个民族从长期来看越古老和越有效率，它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就会越快地下降到零，并使它越早地进入经济停滞。”

“中国和印度很象是在与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长期抗争中非常高效的民族。否则，它们怎么可能产生，养育和支撑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但是，这种高效率一点都不确保成功。它只不过产生出既多又穷的人口。人不可能改变自然规律。相反，自然规律始终在制约着人类。人越是高效地与它搏斗，回报就越少，增长也越缓慢。总之，我们遍观人类历史，发现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时代，但却找不出任何一个“高效”的国家能始终确保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故事。它在方法上也是循环论证。我们可以说，因为我的经济组织有效率，所以我成功了。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我成功了，所以我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这两句话没有区别，也没有给出熊皮特指出的那个非经济底线作为起因性要素”。

但是笔者却以为，诺思所阐明的原理远不象裴先生所评述的那样肤浅。诚然，诺思后来也承认，该书中有许多放宽了的假设，例如对什么是“有效率”就没有给予严格定义。但是，裴先生说诺思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要求（循环论证），关于西欧经济崛起的原因“没有落到非经济的底部”，其结论“经不起历史检验”等等，则是过于贬低了诺思。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详细阐述诺思的论证，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诺思的原话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所以从完整的表述看，不能认为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以适用于传统农业社会；二，诺思的整个论述表明，他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指在西欧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的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商品和证券交易所，以及发行钞票、对票据贴现和存款付息的银行等制度和组织。与这些“经济组织”和制度相比，古老中国和印度简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组织，当然也就不可能包括在“有效率的”之列；三，这句话中所说的“关键”和“原因”，都不是指西欧经济崛起的“最终原因”，诺思“非经济的底部”也有很深刻的认识。诺思认为：人口增长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始动力，它是“可以解释中世纪盛世西欧增长和发展的外生变量”。而西欧区别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则是它具有适合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所以在诺思看来，西欧经济增长的“非经济的底部”首先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是诺思模型与Boserup 模型相同之处），它根源于生物学规律；其次是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它根源于地球演化学。

《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了公元900年到1700年西欧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散布着稀疏的庄园，庄园之间还存在广袤的荒野。庄园的人口增长导致荒野地区的开垦。当庄园之间没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新增人口便从老区溢出，扩展到边远的新区。新区人口少而土地丰裕，刺激人们“选择”（生产）土地密集产品；老区人口多而土地匮乏，他们仍然进行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西欧不同地区往往具有不同的天赋自然资源，人口密度的不同和天赋自然资源的差异导致各地出现了不同的生产类型，生产了不同的产品。产品差异使得相互交换具有盈利，便利的水路运输使得相距很远的地区也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市场的兴起。为利用市场带来的盈利机会，人们创立了新的商业组织和交易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又增加了人们的盈利，反过来又刺激更多的人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

诺思并不否认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相反，他还充分利用这一原理来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诺思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人类走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途径（原理）。利用他的原理我们还可以阐明，在古代曾经有过辉煌成就的国家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它们之所以都限于停滞，或者如中国历史一样陷入人口和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并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更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本身愚昧，而是由于特定的“客观”条件，更具体地说，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这些地区不适宜商品市场的发展，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产品差异小和陆路运费高，相互交换产品比调整生产结构自己生产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所以十分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自己小农结构的自然经济，于是社会也就必然陷于停滞状态。这里才真正应用到裴先生推崇的那句老话——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一些读者也许会想，根据马尔萨斯理论，社会经济必然要陷入人口陷阱，似乎是死路一条；而根据诺思原理，西欧却轻而易举地跳出了“人口陷阱”。能否将它们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中呢？

统一的理论模型其实也很简单：任何地区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向周边地区的移民。如果移民在新地区遇到了与原来相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么他们就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中心地区的劳作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人口向外迁徙的趋势一直会延续到没有可供开垦的土地为止，此后人口继续增长，已经无法用对外移民获得缓解，就会导致全局性的马尔萨斯抑制，印度和中国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移民在新地区遇到了与原来大不相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他们就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形成不同于原来的劳作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生产了与原来大不相同的产品，引起对相互交换产品的需求，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以及社会都发展起来。西欧地区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西欧地区小范围内气候差别很大，例如现今的荷兰、比利时两国（中世纪的尼德兰），面积共7万平方公里，还不到中国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降水量大的地区为1500毫米/年，降水量小的地区却只有600毫米/年。欧洲不同地区生产了谷物、羊毛、葡萄、鱼类、木材等不同产品，加上水路运费低廉，不同产品都集中到交通枢纽的尼德兰进行交换，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起来。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符合理论模型。例如，中国、印度也并不完全符合马尔萨斯原理的假设条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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