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中国基本上都处于这一状态。所以裴先生强调说：“劳均土地的扩张是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化的前提”。

那么结构转换、持续增长和持续性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裴先生写道：“李嘉图（1973），Simon Kuznets （1959）， Dale Jorgenson （1961）和其他许多学者都发现，一个增长着的农业剩余永远是它们的充分必要条件。William Nicholls（1970：296 ）说，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成功地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食物剩余（不管是靠国内生产还是进口），它就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最基本前提。历史已经反复地，并将继续地证明这是真理。凡是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大多数都较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凡是不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进入这一过程，或者还在这一过程中苦苦挣扎”。

细心的读者或许能够注意到，裴先生所引用“一个增长着的农业剩余是完成工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由李嘉图和其他学者“发现”的原理。我们想用笔者和裴先生共同推崇的“熊皮特规则”来判定这一“原理”究竟具有多大的科学性。首先，它不是一个自然法则；其次，它不是人们公认的社会科学“公理”；最后，它不是由公理体系经过逻辑推导得出的。所以，就李嘉图“发现”和裴先生引用它来说，它还没有落到“非经济的底部”，因而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是裴先生却断言：“历史已经反复地，并将继续地证明这是真理。凡是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大多数都较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凡是不曾拥有这一最基本前提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进入这一过程，或者还在这一过程中苦苦挣扎。”

可惜的是，裴先生就以这一未经逻辑证明的“充分必要条件”为基础，提出了他的所谓“历史性难题”：

工业革命不会从Boserup 所描绘的森林休耕制，或灌木休耕制，或短期休耕制中发生，因为在它们之后仍可能通过转换到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可耕地已经在年耕制或复种制下被充分利用，并且已经没有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时，土地产出率极限的自然法则才迫使人类发动一场工业革命。但是，当没有下一种耕作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亩均劳动投入量已经使边际劳动收益递减到接近于“零”时，产生出农业剩余的可能性肯定比以前小了，所以出现工业革命的条件反而更差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性难题。

　　裴先生认为，英国也曾陷在这一历史难题中，而“李嘉图是挽救英国的头号功臣。是他的书的出版导致英国取消了禁止谷物进口的法规，并由此扭转了社会平均工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下降的大趋势。因此，从人少地多的国家进口便宜粮食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但是“这一战略对人口大国的效应比对人口小国的效应肯定要低，因为人少地多的国家有限，世界粮食市场的余粮更有限。用中国或印度的人口数量来分这些余粮，每人分到的可能微不足道，也很难起到扭转社会平均工资上升和社会平均利润下降趋势的作用。另外，从中国内陆广大和19世纪前没有铁路的现实来看，粮食的运输成本一定是很高的。这也使这一战略难以实施。”

笔者认为，裴先生把英国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陷于停滞（难以跳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原理解释得太过简单，很难说有多大说服力。从国外进口粮食也许确实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英国何以有力量（货币或其他物品）从国外进口粮食。假如英国与其他陷入人口陷阱的国家完全相同，即农业人口占相当比例（马尔萨斯模型中都是农业人口），在它陷入人口陷阱时没有任何力量从国外进口“便宜”粮食，那么周边国家再有剩余对英国也无济于事。实际上，英国有力量从外国进口粮食，这一事实本身就产生于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温湿的气候使得英国不少地区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不利于成熟），但却非常适合多汁的牧草生长，所以适合养羊业的发展，结果羊毛便宜而粮食昂贵。所以出口羊毛并从国外进口粮食对英国来说就非常经济合算。李嘉图关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正是这一原理的反映和归纳。可惜在马尔萨斯模型中，只考虑粮食这一种农产品，它没有为不同农产品（羊毛和粮食）的交换留下余地，更没有为工业制造品和农产品相交换设计适当的位置，所以根本不适合于分析英国何以产生工业革命。

简单地说，马尔萨斯模型只适用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它无力解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正是被裴先生批评的诺思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