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粮食”的替代品还有很多,肉、蛋、奶、鱼、水果、蔬菜等副食品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代替粮食。一般地说,肉、蛋、奶、鱼的相对价值昂贵,所以粮食仅够糊口时很难用更为昂贵的副食品来代替。但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例如在适合放牧或渔猎但却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区,肉、蛋、奶、鱼就可以比粮食更为便宜。所以,一个纯粹生产粮食的社会(或地区),即使没有粮食剩余,也可以通过与相邻地区交换相对便宜的副食品而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最早发展起制造业的是荷兰,它就是以自己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了专业化生产,从而实现了结构转换的。在结构转换过程中,由于荷兰不具有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结果粮食生产被经济法则所排挤,而转向进口粮食。可见,进口粮食是结构转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不能构成“必要条件”。
但裴先生在论证中却直接借用李嘉图的论断,论述人口大国不能忽视粮食总产量,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国家,维持和提高粮食总产量应当是首要目标。并由此得出了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必然出现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大趋势的(错误)结论。他论证说,尽管农业中确实存在劳动报酬递减,但只要劳动的边际收益没有下降为零,投入较多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粮食单产,从而获得较高的粮食总产量。相对而言,大土地占有者的劳动投入不足而小土地占有者的劳动投入较高,“均分土地”就减少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例如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贫雇农)而使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增加,这时即使全社会劳动总投入没有增加,那么在地主原有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也会增加,而在贫农原有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却会减少。正是由于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所以地主原有土地上增加的粮食产量要高于贫农原有土地上减少的粮食产量,所以粮食总产量提高。他强调说,“均分土地制度”实质上把人口压力均摊到每一分土地上,从而能够在相同土地上供养更多的人口。裴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以及现在实行的定期按人口增减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历史趋势的体现。
笔者以为,在农民个体之间的生产经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真正的地主就是由经济规律甄别出来的“优秀经营者”。在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中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不怎么会经营的贫农,是否能够提高粮食总产量是大可怀疑的。新中国成立后单干时期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主要应当归结为社会由战乱转变为和平而产生的“经济效益”。
即使不考虑个体农民的差异,那么“均分土地”能否提高粮食总产量,也是难以确定的。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播种和收获季节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庄稼正在成长时就不需要投入多少劳动,所以农村有农忙季节与农闲季节的区分。在集体化时代,农忙时节可以把全社会的劳力都使用上,所以国家号召各行各业在农忙时节支援农业,甚至通过放农忙假把中小学生也作为劳动力投入生产。换句话说,农忙时农村并没有多少剩余劳动力,所谓“剩余劳动力”只有在农闲之时。家庭承包经营(均分土地)之后,农闲时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无法利用,结果农村有成群的劳动力沉醉于打麻将。
可以认为,均分土地后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增加,所以马尔萨斯原理并不适用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如果说农村改革确实解决了困扰中国政府几十年的粮食问题,即大大提高了粮食总产量,那么原因是不是由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则是大可怀疑的。人们都知道家庭承包后杜绝了大集体生产时的消极怠工现象,实际上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投入反而大大降低了。家庭经营后农业技术的提高,又大大降低了单位土地的劳动投入,同时还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所以,农民和不少学者都看到,现在每户农民至少可以耕种现有土地三倍以上的土地,粮食总产量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考虑到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粮食总产量或许还会增加……
从理论上说,裴先生用马尔萨斯模型论证社会运行必然收敛于NS=AY的状态,对我们认识传统社会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他用中国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来说明“均分土地”是历史趋势,则显得过于牵强。从经济学原理看,弟兄分家的原因在于大家庭超出了农业的适度规模,按照一般农民的看法,则是大家庭中利益难以平衡。如果仔细考察中国的分家制度,正好不是按人口平分家庭土地,而是不管每个弟兄有多少个子女甚至没有子女,只在弟兄之间进行平分,所以并不能得出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当然,作为一种平分财产的要求,在贫穷阶级中一直存在,但富裕阶级绝不会想到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苏联、中国之所以实行了这一制度,正是由于穷人太多,力量太大,硬是用武力打垮了富人阶级,强行实施了这样的制度。如果由苏联、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度(均分了土地权利)就得出“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的结论,那么由印度、尼日利亚等人口大国仍然实行土地私有,岂不是要得出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
5、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仍然在人口陷阱中挣扎?
裴先生看到,荷、英、法、德、意、日等古老国家已经跳出人口陷阱,而由西欧移民在新世界建立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社会,则由于经济发展而根本没有陷入人口陷阱之中。但是另外,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贫穷的所谓“发展中国家”,它们仍然在为爬出“人口陷阱”而苦苦挣扎,至今还没有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裴先生主要用马尔萨斯原理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缺乏土地资源是难以完成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
笔者以为,用“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来说明发展中过节结构转型的困难,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若把资源仍然仅仅理解为土地,则显得过于片面。就现在来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古老的法国都有大量农产品(粮食)向全世界出售,所以,俗语就应当改成“巧妇能做购米之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在于有没有其他商品用来交换农产品。考察现在最贫穷的国家,它们不仅仅是缺乏土地资源,而且缺乏任何资源直至“位置资源”。所以仍然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比较特殊的是日本,一般认为它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自然资源十分贫乏,但它在一百多年中却逐渐摆脱了马尔萨斯抑制,最近几十年无可争议地跃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它何以能够获得如此特殊的成就?笔者以为,它借以发展自己的优势资源就是位置资源。在当代世界,国家间贸易交往频繁,交通条件即“位置资源”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岛国的日本四面环海,海洋交通便利,成为位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是近代日本能够发展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就人均享有的位置资源来说,新加坡甚至比日本还要优越。只是由于它幅员过于狭小,才不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
6、土地私有化是唯一出路
中国实行公有制和定期按人口“均分土地”的政策,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特定制度。从人类历史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和土地公有的制度,是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伟大试验,但苏联(俄罗斯)果断放弃公有制和中国被迫实行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表明这一试验已经彻底失败。回头来看,这是一段距离最长的历史大弯路。
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还十分明显,所以马尔萨斯原理还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重要作用。但从中国毕竟正在摆脱传统社会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也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一方面使粮食单产上升到新的水平,从而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迫使粮食价格大大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也挤出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从非农行业寻找出路(获得收入)。换句话说,中国农村的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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