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底部”，实际上还是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裴小林用“土地生产率界限”的自然法则来“夯实”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础，使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的非经济底部”，对经济理论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二、马尔萨斯模型和Boserup模型

在研究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但马尔萨斯在中国的名声很糟糕，大多数人是在批判中才知道他的。马克思曾经对马尔萨斯进行过猛烈的批判，认为他把主观臆造的“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并以此来巴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在中国人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中，马尔萨斯则成为“人类”的敌人。

在马尔萨斯之前，亚当·斯密就在对贫穷人口的高出生率率和高死亡率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一切种类的动物，自然地按它们的生活资料的比例增殖，无论哪个种属都不能超越这一生活资料增殖”。“劳动报酬优厚乃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马尔萨斯以“一切生物都有超越为它准备的养料范围而不断增殖的衡常趋势”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接着提出假说：“人口如果没有限制，每25年增加1倍，或按几何比率增加”（2、4、8、16、32……）而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加（2、4、6、8、10……）。

马尔萨斯把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对人口的抑制分为两类，称为“预防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命题（原理）：
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制约原理）；
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增殖原理）；
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都可以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均衡原理）。

裴先生非常推崇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归纳说，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至少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它直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只局限于讨论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第二，马尔萨斯模型基于两个无法推翻的公理，即人口和粮食的历史增长。这使它既无人为的假设，又无任何意识形态偏见。许多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具备此方法论的特征。第三，它含有时间要素，因此它是一个动态模型。这也是绝大多数理论不具备的。以上特征使它成为经济历史学的第一理论，并经得起200 多年的时间考验。

裴先生认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马尔萨斯本人也在其《人口原理》1803年版本的序言（Patricia James， 1989 ，2 页）里说，他“在比较人口和食物的增长关系时可能叙述得还不够有力和准确，有些最关键最有趣的部分或者一带而过或者整个漏掉了”。他（如上， 11 页）还说，“获取食物的困难对人口的强烈制约必然是经常发生的，它一定会从某处降临”。但他并没有精确地指明到底从何处降临。他（如上13页）只是提到，“当土地不断地被开垦直到所有的土地都被占用时，每年还要增产粮食就只能依靠改良土壤。从土壤的特性来看，年增的这部分粮食不是递增而是递减”。

很明显，马尔萨斯也认为他的人口理论没有点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面积的有限性，二是劳动报酬递减。但是报酬递减是一个经济色彩很强的概念，把它作为理论框架的逻辑基础，这就没能够“落到非经济的底部”。裴先生认为，导致“报酬递减”的基本法则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如果没有这一法则的制约，即如果土地生产率（即单位土地的产出量）是无限的，就根本不会出现报酬递减。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它的绝对性是指，在任何时候，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永远都有个极限。无论在人类史的任何阶段还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它都存在。无论在肥沃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它也存在。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的耕作技术下，它还存在。它就象农业生产的一个玻璃天花板，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穿越也无法移开它。它的相对性是指，从人类历史的总过程来看，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有不同的技术水平，而技术进步就能够提高单位土地的最大产出量。事实上，整个农业发展史就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地把“　土地生产率极限”逐步往上移的过程。

Ester Boserup （1965）对马尔萨斯模型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人口增长应该是自变量而非马尔萨斯模型中的因变量。她发现在人类几千年的农业耕种史上，人口增长诱导出了一系列耕作制度的变化，从森林休耕制到灌木休耕制，接着到短期休耕制，然后再到年耕制，最后发展到复种制。根据她的研究，森林休耕制的土地只被使用一两年，之后休耕25年左右，因为当时仍有大片的森林可被连续开垦。灌木休耕制的休耕期缩短为6-10年。短期休耕制的休耕期就只有1-2 年了。年耕制已不再属于休耕制。在五种耕作制中，最劳动密集型的是复种制，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至少要种两茬、甚至三茬庄稼。所以在历史上，人口增长是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起因。

裴先生认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马尔萨斯模型注重了人口增长的消费效应，而Boserup模型则强调人口增长的生产效应，所以Boserup 对马尔萨斯模型的挑战也有她的道理。但是从18、19世纪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到处都遇到了食物的抑制作用，甚至在农业技术借助于工业发展已经大大进步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跳出所谓的“人口陷井”，没有实现人均收入的持续稳步增长。所以马尔萨斯原理比Boserup模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笔者以为，我们还可以把马尔萨斯模型和Boserup模型作更为经典的归纳。马尔萨斯模型强调食物生产量对人口增长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只要食物生产量增加了，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如果食物生产量达到极限，那么人口也就发展到了极限。从这一角度看，食物生产量（的增长或下降）是自变量，人口数量是因变量（初等数学把因变量直接叫做“函数”）。如果我们用N表示人口数量，用S表示实物产量，那么二者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N=f（S）

Boserup 模型所要说明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人们在增长的人口的压力下创造了技术进步”。如果我们用J表示技术进步（或者经济发展），那么Boserup 模型就可以表示为：  
J=f（N）
　
裴先生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并不存在这样明显的正相关性。否则，每当人口增长时就应有技术进步。若果真如此，就永远不会出现人口陷井。而且人越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生产力水平应越高。这显然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不符。其次，技术进步只在某一特定阶段，如从森林休耕制转变到灌木休耕制时才发生。第三，这必然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遇到了一个强大的障碍而导致的。技术进步就是要克服这个障碍。而这个障碍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森林休耕制下的那个土地产出率极限。所以，人口增长肯定不是技术进步的最终原因。

这里有必要指明，马尔萨斯模型中没有技术进步的位置，Boserup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人口增长的函数（“因变量”），裴先生却认为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间不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笔者以为，“技术进步的最终原因”问题，远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我们在后面介绍诺思原理时再谈这个问题。

三、改进的马尔萨斯模型

裴先生认为，可以用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改进马尔萨斯理论。下面对裴先生思想的归纳，不正确之处由笔者负责。改进后的人口原理由以下四个更基本的原理为基础：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因为任何生物的生殖能力都要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人作为生物界的一个种属一点也不例外，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完全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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