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问题已经不是提高粮食总产量，而是提高劳动报酬。而提高劳动报酬的唯一途径在于实行专业化生产，达到土地的“规模经营”。许多专家早已论证，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设计一个甄别机制，甄别出各行各业的能手，让非农经营能手脱离农业岗位，使土地流转到高效经营者手中。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对农民只具有“时间收益”，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一次变现（出售土地获得现款），谁要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居民就要白白放弃自己的土地收益，结果谁也不愿意这样干，这就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而无力自拔；定期调整土地又使愿意长期经营土地的农民无法对土地长期投资，不能购买土地也难以达到规模化经营。所以，现行土地制度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具有极大的弊端。

要解决所谓“三农”问题，无非是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这三个问题中，任何一个的解决，都与土地所有权相关，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私有化。

奇怪的是，不少学者在调查农村情况后认为，就现在来说，社会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并不迫切，在政府部门、农村基层干部和一般农民都有抗拒土地私有化的力量。笔者以为，要搞清社会成员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必须对各阶层做具体分析。城镇居民一般不关心农村土地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就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大都认识到，控制土地是控制农民唯一有效的手段，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户将无法对农民进行“管理”，所以并不主张土地私有化后；农村干部大小队干部也要从从定期调整土地中实现权力寻租，他们不愿意放弃能够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权力，所以是抵制土地私有化最积极的力量；就一般黏糊来说，家庭在近几年可能增加人口的农民，必然想通过日后调整土地来谋求利益，所以也不太主张土地私有化；也许只有真正无权无势、也愿意执行国家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农民才能够从土地私有化中获得长远利益，可惜他们力量薄弱（真正只生一胎的农民很少），也没有表达利益的正常渠道，结果往往被进行农村调查的学者所忽略……

一、社会运行的终极原因必须探索到社会之外

社会科学中缺乏人们公认的“公理”，连经济学家作为研究基础的“经济人假设”也经常受到批评。从逻辑上看，如果我们还没有对人类行为的原则做出一般归纳（假设）我们就无法开始科学研究。可惜许多人至今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关键问题，中国学者甚至喜欢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们创造了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但实际上，如果你把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归结为不同的“人性”，使然，那么社会科学就无法再前进一步。正是由于不同的人种具有相同的基本行为准则，我们才能够建立普遍适用的统一社会科学理论。

一些喜欢哲学思考的读者会问，相同的人性，如何能够解释不同社会大不相同的历史进程呢？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尽管人们具有普遍相同的行为准则，但他们在不同地区遇到了大不相同的客观环境条件，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从而创造了他们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在经济学看来，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人们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社会经济之外的客观环境条件，才能够最终解释社会历史。

熊皮特（Schumpeter，1955：4 ）指出，“如果要发现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只有当那起因性的因素是非经济的时，我们才算成功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这时才证明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下一步则是其它学科的事了。如果那起因性的因素本身具有经济性，我们的解释就不成功并还要持续，直到它最终落到非经济的底部。这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案例的探讨都不例外”。熊皮特认为经济运行的原因必须探索到“非经济的底部”，这一见解是颇具深意的。根据这一见解，我们可以说明许多社会科学理论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信奉的唯物史观就是如此。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经济基础”，其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那么生产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唯物史观的信徒认为主要由技术决定的。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还会追问：技术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可惜唯物史观一直没有阐明这一问题。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再追问一个为什么，一直追问下去是没有止境的。但作为社会经济理论，如果已经把原因追问到社会经济之外，就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再往下的追问和解释已经超出你所研究的领域，进入其他科学的研究范围了。

远在古希腊时期，欧几里德就在几何学中建立了公理体系。公理体系的特点是以“不定义概念”（无法给予定义的最基本概念）和“公理”（无法用更基础的原理证明的命题）为基础，利用逻辑推理推导出定理和整个体系。任何几何学命题，如果不能用已知条件和公理、定义、已经证明的定理给予逻辑证明，那么它的真实性就难以保证。几何学公里体系建立一千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公理体系是探讨任何因果关系的逻辑基础。如果一门学科不能象几何学那样建立自己的公理体系，那么就难以称其为“科学”。直到近二百年，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才陆续利用数理逻辑，建立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中，直到现在还只有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在建立公理体系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他社会科学至今不但没有建立公理体系，甚至还没有认识到需要建立这样的体系，结果学者们在探讨问题时往往缺乏共同的科学基础，无法判断命题论证的正确和错误，许多学者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

从逻辑上说，探讨因果关系的次序与建立逻辑体系正好相反，它从结果出发，象利用“分析法”证明几何命题一样，一直探索到定义、公理和已知条件为止。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现象或事物，由于人的活动都受利益支配，不同利益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大不相同，于是社会科学中就很少有被人们公认的原理（公理）。经济学家费尽心力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济人行为原理”之所以遭到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一假设难以为伦理学家所接受。

不过，只要你承认社会科学必须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你就必然要信服“经济人”原理。到现在，特确实还没有人提出比“经济人行为原理”更适合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原理，所以笔者把它作为支配社会运行的唯一一条“公理”。

笔者在《经济人史观的逻辑框架》（可在网上搜索）一文中谈到，社会科学中要探讨事物的因果关系，就必须探索到“原始条件”（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外生变量（从社会外部掺入的变量）和“经济人行为原理”（公理）为止。再往下就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进入了其它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如果没有探索到“原始条件”、外生变量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你的探讨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少读者认为，强调社会之外的“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的作用，从根本上违背了“内外因关系原理”，所以完全是错误的。我对这些读者的忠告是，“内外因关系原理”既不是人们公认的“公理”，也无法由公理给予逻辑证明，所以不能作为探讨问题的理论依据。

容易发现，熊皮特要求探索到“非经济的底部”，与笔者所说的探讨到社会的“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完全是一致的。笔者从来没有读过熊皮特的文章，也没有看到过别人对其观点的介绍，完全是自己悟出了熊皮特所阐明的这一道理。熊皮特写出这段话已经五十年，许多学者却根本没有重视熊皮特的意见，所至今还在漫无目的的瞎折腾。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经济学家也甚至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当今在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制度学派”，把经济增长的关键归结制度因素，就是没有“落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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