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要实施“尽快消灭国有制”的战略（原话是在讲“私有部门”加快成长时有意引用了前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话：“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吴说：“我认为这种分析不仅对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同样有重要意义。” ）这股风吹偏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思路，刮乱了企业运行和发展的正常秩序，传染了企业管理者化公为私的瘾癖，助长了一些官员“权钱交易”的贪欲，冷冻了广大职工主人翁的地位和权益，造成了一些人短期暴富的良机。一言以蔽之，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毫无效率、毫无希望，只有被私有经济所取代了。公有经济、国有企业果真是这样一团漆黑吗？历史实践做了否定的回答，而那些官商勾结、鲸吞公产、破坏环境资源者却愈来愈多地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被一些学者捧为改革“样板”的顾雏军就是其中一例）。
通常人们爱用前29年即所谓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机制和业绩作为佐证，说明它是低效的。这并不全面。事实上，就在那一时期国有企业对生产力也是具有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两重性。1957年毛泽东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能够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这种情况。” 总体说，我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在前29年依靠国有企业建立起来的，主要工业产品增长了几十倍，国有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达到14%（当时包括税收），在世界上也属于高效率的。当然，由体制僵化，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尤其在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弊端渐显，出现过几次低谷。然而，经过改革已经逐步优化，开始释放巨大的活力。平心而论，我国为什么能够在后27年保持着9.4%的年均速度增长，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宏观调控是软件，那么强大的国有经济则是最重要的硬件。没有硬件，任何软件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依托。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一方面在改革中实现自我完善，一方面又承担着整个国家改革的主要成本。在国家税收中国企的贡献占2/3以上，保证了对各项改革和社会稳定的成本支出；它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占70%以上，直到2004年还占57.5%，在扩大内需中起了支柱作用；对平抑物价，它是一个重要的稳定盘，在27年中出现过三次大的物价波动和一次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但都能有效地控制住了，其中国有企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支柱和经济后盾；27年中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特别是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电力、大型船舶、军工、铁路运输、国际航运、民航、邮政电讯等等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国有企业保证了稳定的供给；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特别是三峡枢纽工程、小浪底枢纽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青藏铁路工程、核电工程、大型火电工程和输电工程、航天工程等，主要依靠的还是国有企业的力量，地方建设的许多项目往往由国有企业分摊1/3（除纳税外）；在科技创新中，许多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和攻关技术，包括已占出口产品60%的机电产品，大量地是国有企业创造的；现在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最主要的也是靠国有企业的贡献。
可以设想，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穷国，在27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中，假如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那我们将是什么样子？比一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吧，那些受新自由主义误导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转轨后的俄罗斯十几年的历史厄运，超过了苏德战争的损失；拉美的不少国家历经大动荡、大挫折；印度也经过了多年的徘徊；就连东南亚发展较快的国家还无法抵挡金融风暴的冲击。再讲得远一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支撑（虽然体制上有弊端），它能够击败希特勒的1000万军队吗？我们不妨用这些事实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出国有经济的强大支柱作用。放弃了国有经济，就等于放弃了我国的基本优势。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杠杆，国有企业则是一个最有力的支点；如果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是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国有经济则是提供强大动力的发动机和维系动态平衡的稳定盘。我们是一个大国，情况十分复杂，面对自身经济尚不发达又要体制转轨的国情，面对国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而又需要援助一些国家的局势，没有国有经济这支顶梁柱，我们怎么能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发展呢？恐怕连独立地位也难保住。苏东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垮掉容易，再恢复就太艰难了。
对照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现代先进生产力综合特征的要求，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以国有企业为主骨干的公有经济的优势：
（一）由公有制消除了剥削、以共同富裕为宗旨，就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突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便于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上看，2003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4577元，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45-50%；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中年均提高13.2%，扣除物价因素，每年平均7%以上，而私营企业从1990年以来职工工资年均增长5%，扣除物价因素仅增长1%上下。过去国有企业安置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70%，到2003年仍然占42.8%，高出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例 。从本质上看，它最能保持和增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舍得花本钱提高职工素质。所以，它最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相比之下，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设法压低职工的工资和降低劳保、安全条件，主要雇佣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还经常拖欠工资，有的企业连起码的安全、劳保设施都没有（矿难2/3以上发生在私矿），有的剩余价值率达到200%；收购国企转制后大量职工生活无着落。人们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私营企业与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以上，高者达几千倍；而国有企业中则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相对公平的。
（二）由于公有制经济从根本上克服了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奠定了企业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统一的基础，不是单纯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牺牲社会和职工的利益，它就能够适应市场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微观层次上寻找耦合。所以，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以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4年仍达到10086.1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占当年税收的近50%，占整个财政收入的38%。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可见，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以工补农，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的也是国有企业。国家能实现物价的基本稳定，除了靠国有银行之外，还要靠国有企业支持。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国企起着表率作用，信誉度最高；而一些私营企业则千方百计损害消费者利益，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肆意偷工减料、短斤少两，特别是药品、食品已经成为一大公害，每年造成浪费和危害近万亿元。没有国有经济这一大稳定盘，全面协调发展则是不可能的。国有企业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
（三）由于公有经济遵纪守法、注重社会效益和提高职工素质，集约化程度高，他们对资源的节约、环境的净化在各类成分的企业中也是最好的，其发展趋势更符合社会主义节约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化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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