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均衡和非均衡理论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1991年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均衡和非均衡理论研讨会”是一个集中反映。均衡概念自引入经济学以来有过三种界定：一是“古典”均衡，其含义有二，第一是指对立力量（如供求）在量上处于均等状态，即变量均衡，第二是指决定供求的任何一种势力这时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即行为最优或行为确定。二是非均衡理论中的均衡，仅用变量均等与否来定义均衡和非均衡，而不管行为是否确定。三是指“非瓦尔拉斯均衡”或科尔耐的“广义均衡”，仅用行为确定，从而一种状态可以持续来定义均衡，而不管变量是否相等。这样，瓦尔拉斯均衡、凯恩斯的失业均衡和科尔耐的短缺均衡都可以看作是广义均衡的子集。樊纲从古典均衡概念可能导致的混乱和争执出发，主张用变量均等定义均衡，变量不均等定义非均衡，用“可持续性”的概念特指经济状态的行为特征 。这样就可以古典均衡概念的两种含义为坐标，定义出四种经济状态：可持续均衡，可持续非均衡，不可持续均衡，不可持续非均衡。既然可以用变量的行为背景或行为特征来描述不同的经济状态，那么，也可以用行为的变量状态为背景或特征，来描述行为关系的可共存性，从而得到四种经济状态：可共存均衡，可共存非均衡，不可共存均衡，不可共存非均衡 。前者可说明非均衡中的事后平衡，解释总供求缺口的弥合问题，后者可进一步讨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问题。
　　对于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意义和作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刘小玄认为，任何宏观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均衡分析的基础上的，东西方的宏观经济分析都把均衡作为研究经济运行的首要问题，围绕着均衡范畴，一切经济行为的相互作用都得以充分展开，一切经济动态过程都得以充分发展 。林义相认为，非均衡分析的重要之处在于，承认非均衡的现实性、价格调节的局限性和数量调节的必要性。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些非均衡现象，寻求从非均衡到均衡的途径 。胡汝银认为，从实证来看，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虚构，而不是一种描述，从规范来看，它既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又是一种并非合意的目标，同时撇开了货币领域和不考虑时滞问题，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流量问题上，对存量均衡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既不能从动态上把握总量问题，也不能恰当处理结构非均衡问题 。樊纲认为，非均衡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理论的进步，但均衡理论并未失去其实际价值，从描述市场机制基本运行方式看，较完全或接近于完全的市场机制的场合（如拍卖市场）就是这样，不仅如此，均衡理论对均衡条件的分析是非均衡理论产生的前提，后者是在对前者某些条件（如价格机制）作出特殊限定的基础上展开分析的 。笔者认为，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并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和需要作出不同的选择，也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
　　4，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对象范围问题
　　在范式转换中，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对象范围问题。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其关键在于把握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分标准和联系枢纽。
　　在区分标准问题上，国内学者一开始仅仅注意到个量关系和总量关系，认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行为和市场结构，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总量关系或者总体行为和政府调节政策。这集中反映在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 中。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看，微观经济学越来越强调“社会福利含义”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背景”，宏观分析越来越注意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即用个人选择行为和企业活动分析来解释宏观现象。于是，总体和个体的界限变得漠糊起来，为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带来了困难。由于在经济分析中经常遇到实物问题和货币问题、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问题，有人提出按“问题”区分，微观经济学仅限于研究实物问题，即研究真实变量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着重研究货币问题，即研究名义变量的变动及其引起的真实变量的变化。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在凯恩斯宏观模型中，假定货币量、价格水平和名义工资不变，通过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和政府支出不足等真实变量说明失业问题；再如，80年代初的某些新古典宏观模型，也仅以政府支出、技术变化和外部震荡（如石油危机）来说明经济的真实循环，说明这一标准也缺乏足够的一般性。《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提出了第三个标准，即经济效率标准。认为经济效率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前两个可以称作静态效率，是微观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而动态效率是宏观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宏观经济分析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通过动态效率研究现有资源或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问题 。把三个标准结合起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总体行为、货币问题和动态效率，而个体行为、实物问题和静态效率构成微观经济学的特殊问题。在总体问题和个体问题难以区分时，可根据货币问题和动态效率来区分；在货币问题不明显或可以抽象时，可根据总体问题和动态效率来区分。因此，稳定增长这一动态效率问题，就成为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特征性问题。
　　明确了宏观和微观问题区分的标准，还需要了解二者联系的方式。胡汝银区分了配置效率、组织效率和动态效率，但却把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都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这既无法区分宏观和微观问题，也很难找到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尽管他多次著文，主张以供给分析为支点，融供给分析、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于一炉，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可以看作是这种尝试的一个结果，其内容和特点是利用交易费用分析法，对集权体制下集中配置决策、行政指令、教育动员、政治压力、行政约束、集中控制和强制服从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作出了理论分析，揭示了低效率的制度根源，为集权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但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和基本现象尚未涉及，与其说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如说对集权体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微观分析。樊纲、张曙光等不仅主张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区分宏观和微观问题，而且认为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衔接的枢纽是“经济潜在总供给”，其与技术潜在总供给的差别体现在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即静态效率）上，而与实际总供给的差别则是由动态效率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宏观分析离不开经济潜在总供给水平，但并不研究这一水平如何决定，而只是把它作为分析的前提，即把一定的静态效率作为既定的前提，分析特定体制下总需求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经济潜在总供给的差额，以及这一差额对实际总供给的影响，即说明动态效率的情况和原因 。
　　应当指出的是，弄清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区别和联系非常重要，如果说基本概念的混淆使我们陷于无谓的概念之争，无法深入，那么，对象范围的混淆则使我们无法正确地提出问题，也无法正确地确定分析角度和考察范围，找不到正确推进理论研究的方向。因此，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在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5，关于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波动分析和增长分析、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问题
　　这四个问题都涉及到宏观分析的对象和内容，而且是最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在讨论中，每一个问题都有相互对立的观点，因而需求要在分述的基础上作出总的评价。
　　关于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邓英淘和罗小朋认为，总量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本内容和最高层次，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互关系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着这一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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