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
　　50-6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两大部类和农轻重的相互关系方面，虽然分歧比较明显，但意义并不重要，事实上可以统一起来，二者的关系相近，但又不能简单等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讨论仅仅局限于计划安排和综合平衡。80年代的突破在于提出和讨论了国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不仅扩大了理论探索的范围，而且促进了向宏观经济分析的转换。这一进步首先从揭示两大部类和农轻重分类的缺陷和不足开始，如认为两大部类的分类虽然比较概括、比较抽象、比较严格、比较科学，但却难以实施，借此所做的划分和计算难以成为观察、分析、规划、调整经济结构之依据 ；农轻重的分类虽然便于统计和掌握，但又不够恰切，特别是轻重工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以此为基础的研究适用于工业化程度较低和科技水平不高的国家或发展阶段 。由此引入了三次产业的分类、要素密集程度的分类以及第四产业的概念等，尽管部分权威人士对三次产业的分类持批判态度 ，但是实践的需要仍然肯定了它的科学价值。
　　这方面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对中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变迁规律的研究上。其代表作有三项：一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关于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讨论 ，他们依据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模型和“大国一般结构”模型，比较分析了中国的结构偏差，提出了中国经济正在走向以结构大变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成长阶段，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要以非必需品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其结构变动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主线是农业份额下降，变革的方向是偏差协调，不仅要重建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使之与制造业的发展相适应，更重要的是要重建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开辟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国民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流程。二是张晓光关于二元结构现代化的研究 。他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变以及中国的发展实际，认为中国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可能象后发达国家一样，分为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由快到慢的两个阶段，而且完成第一个阶段，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可能推后，而体制转轨的时间需要提前。三是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信息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结构变化问题的研究 。他们根据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和信息经济分析方法，计算了1982年中国信息产业产值和信息劳动者人数的比重分别为15%和8.8%，并根据波拉特对美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就业结构时间序列曲线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了向工业社会第一、二阶段过渡和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以及美、日等国的具体进程，然后根据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态势和结构变迁趋向，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劳动者人数可能超过当时的工业劳动者人数，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与工业劳动者人数相等，届时，中国社会将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尽管有人对“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提法持有异议 ，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变以及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向信息社会过渡，还会出现很多未知的因素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这些研究在理论和上方法上，都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理论范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范式转换中起到了某种带头的作用。
　　（四）奠定基础：关于宏观经济分析一般理论和方法的讨论
　　任何一个理论范式都有自己特殊的角度、体系、概念和方法，在这一范式下讨论问题的学者需要对此达成共识，方可进一步开拓和前进。因而，当中国经济学界转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时，首先遇到的是对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讨论。
　　1，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概念问题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对它们的理解和把握首先有一个事前和事后的区分问题，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既要从事后核算的意义上去定义，又主要是一个事前的概念或意愿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自本世纪30年代米尔达尔 提出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以来，经过经济学家的反复推敲、提练，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国内很多学者也是这样理解和使用的。如刘小玄指出，供给和需求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应当区别于实际统计上的意义，它的分析意义在于，能够把大量经济主体的愿望、计划、要求和行为概括成为确切反映事前规律性的范畴 。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区分事前事后没有意义 。其实，否定了事前事后，就等于取消了宏观经济分析。因为从事后来看，供求永远是相等的。其次，是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进一步界定和说明的问题。总需求有意愿需求和有效需求之分，总供给也有潜在供给和实际供给之别，在进一步界定和使用时，必须遵循事物的内在逻辑，不能随意改变其基本内含，才能保持理论概念的科学性和理论逻辑的一贯性，进而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知识的积累。例如，非均衡学派在区分意愿需求和有效需求时，前者只包括价格调整，后者既包括价格调整，也包括数量调整 。刘小玄借鉴这一分析，把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总供求概念区分为三个层次：意愿需求和意愿供给、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已实现的需求和供给 。樊纲、张曙光等根据一个社会所能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取决于资源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体制两大因素，把潜在总供给区分为技术潜在总供给和经济潜在总供给，为把制度因素引入宏观分析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做，或者随意改变这些概念的基本内含，或者用具体分析来代替这些基本概念。如认为供给概念可以分为广义供给和有效供给，中国经济的常态是有效供给不足，二者之差源于完全无用的东西，潜在生产水平是一个含义极其漠糊的概念。有人认为，从长期平衡来看，西方经济学提出潜在总供给概念，并把充分就业作为潜在总供给实现的标志，是因其存在着结构性失业，但用这一概念分析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经济则是不适当的，因为当今社会主义经济都表现为需求过度 。经过讨论，这些不恰当的提法无人再用，在基本概念问题上达到了一致。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关于总量平衡和总量均衡问题
　　在事前和事后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混乱，也反映在总量平衡和总量均衡的问题上。在宏观经济学以及全部现代经济学中，平衡是一个核算和统计的概念，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的概念；平衡就是变量相等，均衡既包含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也包含行为确定（即行为均衡）。国内很多学者也是以此为前提讨论问题的。但是在理论范式的转换中仍不免发生混乱。有人没有区分总量均衡和总量平衡的概念 ，一方面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总量平衡关系来说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均衡关系，用核算平衡否定运行失衡，认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虚假判断”，“短缺始终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的”。这样一来，宏观经济运行就只剩下总量均衡条件下结构非均衡一种状态，即通常所说的古典均衡，实际上取消了宏观经济分析。其实，短缺是个运行和均衡概念，不是核算和平衡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总量均衡关系说成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总量平衡关系，认为缺口不是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而是按不同价格计算的，即按现价计算总需求和按不变价计算总供给得来的。这就把宏观经济学变成了会计学。搞清事前和事后，平衡和均衡等概念的区别和联系，是进行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些基本概念问题上采取认同的态度，而不是创新的方式，既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也是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整个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
　　3，关于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均衡理论是在均衡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理论和理论学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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