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猎时代，牲畜只能靠采食野生植物，不可能有专门的牲畜棚圈。即使到了原始农业的初期，人们还不可能生产充足的谷物，还得依靠渔猎和采集补充，要经常以农副产品喂养牲畜是困难的，因此牲畜基本上只能在野外觅食。再加上当时人们经常迁徙，住所十分简陋，自身还是穴居野外或“结草为庐”，哪能为牲畜专门营造栏厩?在野放的情况下，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良，活动多，消耗大，牲畜生长缓慢、瘦小。如解放前怒江地区的猪一般到三四十斤就不长了。同时因野兽的伤害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山崖跌伤等原因，牲畜的死亡率也高。因此当时的生产力是低下的。
    再次是放牧。锄耕农业和村落定居出现以后，原始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是从野放发展为专人放牧。怒江地区的怒族和傈僳族虽然基本上处于野放阶段，但有些地方已开始实行冬季专人放牧。当地的牛羊夏天在山上野放，寒冬到来前，便被赶到江边。若干家的牛羊放在一起，由各家轮流派人看管或由专门的辅助劳力看管。台湾的高山族雅
美人养羊虽也实行野放，但已开始派人进行极其简单的照顾。解放前西盟佤族的某些村寨，原来的那种野放方式也有了改进。如马三寨在寨墙周围1.5公里的范围内用竹木围成栏栅，把牛羊放在里面，晚上牛自动集中到寨内的一个地坪上，各家可派人早晚看看自己的牲畜。陕西省临潼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牲畜野宿场地，就是属于这一类设施。西藏米林县马尼岗地区的珞巴族从事刀耕火种兼营畜牧业，他们饲养猪、鸡和黄奶牛，都是实行野放，并无专人放牧。但是中等户以上的人家饲养犏牛已经开始采取专人放牧的形式，每年三四月份把犏牛赶到高山牧场去放牧，至七月份下山回村，每个畜群由三五人看管。由此可见，野放是比较原始的放牧方式，专人看管的放牧是后起的比较进步的方式，这是原始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
    最后是圈养。原始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另一个进步就是栏圈的出现。在栏圈发明之前还有一个人畜同居的阶段。如《续修台湾府志》引《番社风俗》所记阿里山等番社的住所，“依山掘土，状若穴居，以沙石板代砖，或以木或茅竿草为之，阔不一式，高不盈丈，牲畜俱养于内”。高山族的泰耶鲁人所养的鸡、猪、狗等也是与主人同居一室。云南哀牢山的苦聪人普遍养猪，白天野放，晚上常和主人同睡在窝棚内的火塘旁边，迁徙时则跟随主人爬山涉水。独龙族人过去习惯吃刚下崽的母猪，猪崽则用人奶喂饲，小猪因而经常和人住在一起，这也是人畜同居的遗俗。人畜同居的晚期形式是让牲畜栖息在干栏式房子的下层。这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十分普遍。干栏式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豢畜并放置杂物，这是比上述高山族的洞穴和苦聪人的窝棚晚出的住房，因此这种人畜上下分居的方式可视为从人畜同居到人畜分居的过渡形态。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专用牲畜栏圈的出现。根据在怒族、独龙族等地的调查，牲畜的圈养以猪为早。最初的猪圈据说是为母猪下崽而设置的。这些猪圈一般搭在住宅旁边。清代台湾“平埔”地区的高山族也有把猪圈盖在屋檐下的。如《续修台湾府志·番社风俗》记载彰化县高山族盖房时，“填土为基方丈，雨阳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卧，以贮笨车网罟，鸡埘豕栏”。这些鸡埘豕栏单独设在住房之外，不同于人畜同居，已是专门饲养牲畜的栏圈。牲畜的圈养和人工喂饲是有关系的。它们是舍饲方式的两个要素。人们最早人工喂饲的牲畜仍然是猪。早在人畜同居阶段，猪日放夜归，在早晚野放前和回来后，主人往往给猪喂些泔水、野菜之类。在母猪下崽前后和年节以前催肥时，更要增加一些饲料。如苦聪人养猪除野放外，也常常实行人工喂饲，饲料有野生的块根和叶菜及一些谷物。至于牛羊，在栏圈出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般仍不进行人工喂饲。如怒族、傈僳族即是这样，只有牛在耕作时才喂些食盐。总之，畜圈的出现为人工喂饲创造了方便的条件，从而促进了舍饲这种不同于野放的畜牧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我国上述少数民族解放前的情况看，舍饲正处于萌芽状态中。
总之，李根蟠、卢勋先生主要根据民族学的材料，为我们勾画出原始畜牧业产生和发展的轮廓，这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对原始畜牧业起源问题的探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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