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主义城乡一体的思想

（一）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与城乡一体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1]

恩格斯认为这段话充分表述了未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征。它表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物质成就的基础上，消灭了一切阶级的生产者的联合组织。在联合组织里，既有每个人充分自由发展，又有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做到这些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又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占有。这些条件一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可以实现。

恩格斯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首先，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的前提是消灭旧的分工。旧的社会分工的基础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在这种差别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32]由于城市和乡村分离，也就有了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农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工业内各行业的分工。分工把每个人局限在生产的某一部分里，束缚着劳动者发展自己能力，并使劳动者的身体和智力片面发展。在大多数劳动者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又形成了另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剥削者阶级，脑力劳动和管理社会共同事务成了这个阶级的事情。所以要消灭这种分工的基础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并在此前提下消除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了这三大差别，从而消除了旧的分工，也消灭了阶级，才能够使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

消除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旧的分工，使每个人得到自由的全面发展，也要求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交替参加，亦工亦农。恩格斯反复强调，由于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将有剩余，必须转移到工业中去，但不是集结于城市，而是“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33]同时“如果不给我们的工人提供在新鲜空气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从事劳动的机会，他们的体质也将变得虚弱。就算现在的成年人不适于这样。而青年人却可以这样训练。如果男女青年在夏天有活干的时候，接连几年到农村去，那末，是不是还要用很多个学期让他们死啃书本才能取得耕地、除草等等的学位呢？”[34]

城乡分离和工农业分离造成的最主要的分工是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所以把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结合起来是使每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社会将造就全面发展的新的一代，从而将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生产，也将象人的智力和体力发展一样，得到充分发展。

恩格斯还阐述了彻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和消灭旧的分工以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35]

在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将彻底消灭旧的分工和三大差别。那时劳动将成为乐生的要素。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差别也不存在了。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将是同一些人，亦即都是生产者。社会就是这样生产者的联合体。

但是消灭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差别，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不等于农业生产的消灭。只要人类还必须从土地上生产食物，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则农业生产就必定存在。

（二）消除城乡差别的物质前提

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36]需要注意的是1872、1883和189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有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各版中把其中“城乡之间的对立”改为“城乡之间的差别”。消灭城乡的对立还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必须进一步消灭城乡差别。《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版本中把消灭城乡对立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十项措施之一，是为了给即将来临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有可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一个符合实际的行动纲领。消灭城乡对立只是为以后消灭城乡差别所必需的一个步骤、一个过渡性措施。当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时，则应通过农业与工业结合、工业和人口尽可能平均地分布等途径，进一步做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已经数千年之久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37]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分工的基础。它在历史上曾经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发展。但它也是随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而发展的，所以它们的分离也就是对立。它们的对立表现为剥削者从事精神生产，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只能从事劳累的物质生产，从而又形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它们的对立也表现为手工业和工业集中于城市，统治者也集中于城市，城市压迫农村，使城乡之间形成对立。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和人口日趋集中于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使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分离，以至最终消灭了农民，同时仍然使农业工人处于贫困愚昧境地。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城市畸形发展，工业人口畸形集中，集中于城市的工商金融资本剥削农业生产者，从而给农业生产造成祸害，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又为消除城乡差别造成了物质条件。它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是工业和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上的产品运到城市消费，甚至运到城市去加工，农业的副产品和粪尿不能作为肥料施于土地，土地的肥力只能靠化肥补充，也就破坏着土地的肥力；而人口集中于城市生活，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粪便和垃圾等过于集中，很难处理掉，给城市公共卫生带来很多难题。城市人口长年得不到在大自然环境中的劳动和体育活动，又易得传染病，以致城市居民体质逐渐衰弱。农村人口则长年居住在分散的农村，享受不到应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得不到较好的教育，以致处于愚昧状态。

另一方面是工业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又为改变以上的种种弊端造成物质技术条件。对土壤成份的化学分析可以确定以人造复合有机化肥去补充土壤中缺乏的元素，交通运输工具缩短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城市人口可以较方便地去乡村渡过假日，电的应用使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生活的内容，特别是食品工业要求有标准规格的农产品原料而实行了农工联合经营，把农产品加工后的废料还给土地，同时也使农业更加依赖工业了。还要看到，工业和人口集中于城市也就是把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集中起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性、纪律性和斗争力量。在工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动力而发展的同时，城市工人也日益成为和农业工人以及劳动农民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动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工业与人口的集中于城市，以至消除城乡差别的途径和措施，也都是自身充满了内在的矛盾的。马克思总结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时，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既加强了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对立，又为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建立农业和工业新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

“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38]

（三）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分析，认为人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认识到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原理，并根据这种认识去建立适合生产要求和人的充分发展的农业和工业的新的联合。但是资本主义永远解决不了城市人口的越来越集中的畸形趋势，更解决不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给社会主义下农业和工业在高度发展形式中的结合，造就了物质基础。马克思从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之间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差别的条件和途径，使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这些差别成为可以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祸害。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既造成城乡极端分离的结果，又造成消除城乡差别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消灭城乡差别就有了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城乡差别，既是工业发展的要求，又由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中，驳斥了那些把城乡分离看成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而认为消灭城乡分离是空想的谬论，同时论证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必要与可能。

消灭城乡差别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城市工人健康的需要，也是农村人口从孤立愚昧状态中挣脱出来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39]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引证德国著名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李比希强调要维持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的平衡，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李比希认为大城市妨碍了人地之间物质变换的平衡。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灭城乡差别的途径是使人口和工业尽可能平均分布。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实现这一途径创造了可能。现代大机器工业使农业和工业在现代先进物质技术基础上以发达的形式实行联合。大机器工业使劳动变换、职业更动和工人流动成为可能的和经常的，这样就可以消灭旧的分工，使劳动者个人可以交替从事不同社会职能的活动。因而人口和工业都可以尽可能平均分布。

工业尽可能平均分布的物质条件是工业自身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成就造成的。这些物质条件包括能源、原料和交通工具。工业动力用的能源，从蒸汽机发明以后就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特别是电力，“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40]工业发展也使自身相对地摆脱了自己所需原料产地的地方局限性。使用远地运来的原料，必须有交通运输工具的相应发展。

几乎一切工业部门生产都需要比较纯洁的水，而工业城市往往水质污染和水源不足。所以工业生产自身也需要尽可能平均分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工业集中于城市，虽然工业生产要求迁往农村，但资本主义工业史表明工业迁往农村又造成新的城市，成为恶性循环。“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41]

（四）社会主义城乡一体论的重新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一体论在历史发展观上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体现着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终极目标。但这种理论同样是立足于英国的理念，它是在否定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城乡关系论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对解决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和农民大国的一体化问题，有些思想观念仍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诚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分析的，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遍提出了要建立以乡村为基础的小型社会主义农村公社网络，这些公社依靠道德号召和社会示范逐步发展，最后代替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

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设想并试图建立的理想公社有一个特别的理念，即乡村优越论。他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建立在远离城市的农村较偏远的地区，这样即可以避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而独立地发展和发挥作用，由此也可以充分发挥乡村的优越性。傅立叶农业协会，德萨米的农村公社都具有这种特性。他们认为务农才是人类自然的职业，并且赞扬农民简朴的美德，尽管也有部分人认识到了现代工业技术潜在的社会益处，从而希望将这些工业技术置于生产者社会集体的控制之下，但即使在这些人设计的理想公社中，耕种土地也仍然占有突出和高尚的地位。法国埃蒂耶纳·卡贝尔曾是工业化的热心支持者。然而，正如利茨姆评论的那样，由于卡贝尔受到18世纪自然法伦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关于人性，存在着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命题，一旦人们领悟了这些命题，结论便只有一个：返回‘自然’，这样，真正的人性才能复归。”在按卡贝尔的想象所描述的完全平等的伊加利亚中，尽管大部分居民借助于现代技术，但他们却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第一位的。

法国早期社会主义的这种乡村优越论，导致了普遍的反城市的观念。一是对任何形式的大型组织抱着极深的怀疑态度。“集中化的现象”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现代的官僚国家；在经济领域则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形式出现。对于这种集中化的强烈敌视态度在蒲鲁东的作品当中表现得最为明确和激烈。他写道：“那些干扰社会的所有混乱现象，公民所受的压迫和国家的衰败，究其根源，主要是单一等级制的权力集中造成的……我们应该尽早除掉这个可恶的寄生物。”[42]他提出的解决这一社会弊病的途径，是建立一个由自治公有体组成的自由联邦，这样可以避免陷入集中化和官僚化的困境。他乐观地宣称：“民众的迁移和重新分布仅仅还是个开端”，社会生活的中心正以这种方式离开人口过于集中的城市，移至“新的农业和工业集群”。[43]

二是反对专业化的分工。在傅立叶理想的农业协会中，其成员将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参加许多活动，每两小时调换一个工作。这种理想完全是按个人愿意进行的，它使得一个人可以把多种体力劳动与内容广泛的文化活动及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以此满足人类对多样性及自我完善的一种很自然的期望。这种反对专业分工的倾向是建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理想社会中，没有必要建立教育机构，因为青年人将在生活和工作相协调的自然社会环境中进行自我教育。这种思想在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中得到着重强调。他主张建立把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学校工厂”，这样就可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被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所猛烈谴责的城市集中化和专业化分工当时有其合理性。正是在城市中，大工业才得以发展，并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可怕的社会后果；正是在大城市里，日趋复杂的专业化分工才破坏了人们个性的完整。城市是官僚国家政权所在地，也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和知识精英们涌现并聚集的地方。早期社会主义者主张通过脱离城市来铲除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所有罪恶和不平等现象，包括对城乡的反自然的划分。

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这种乡村优越论的反城市情结，即使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绝大多数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都留下了印记。在美国的同期著名政治家杰斐逊的人生中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杰斐逊的农业理想国要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农村公社要完备得多，对美国这样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产生的影响也要大得多。于是在美国早期经济发展史上也就有了杰斐逊农业立国还是汉密尔顿工业立国的大争论。[44]

毫无疑问，农业大国社会主义思想者们的“农业乌托邦”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的集中与分工现象恰恰是通向社会主义明天的自然的历史必由之路，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则是人类社会必须负出的历史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分离的状况进行了道义上的批判与谴责，并以城市优越论为前提，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城乡一体的总体思路来解决这种对立的局面。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城市优越论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与建设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大的，需要进行认真地反思。

第一，无产阶级不是当今世界城市唯一的支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优越论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导致了城市对农村最终的政治、经济优势，同时也为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大工业和现代无产者。但是一百多年来的城市发展史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转化，支撑城市发展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在目前已经看到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无产阶级从来就没有支配过城市，要么就是文化精英，要么就是农民精英。如果说将来无产阶级能够支撑城市的发展，这可能是我们的善良愿望，也许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城市乌托邦。

第二，乡村并不是反动角色。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现代史的舞台是城市，农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还是反面角色。他们曾经假定，大部分农村居民将被抛入城市无产者的队伍，其余部分将变成乡村无产者，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大型农业企业中的雇佣劳动力。恩格斯对此所作的经典论述是：“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

这样，他们假定作为农民的农民将大规模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即使他们不消失，马克思也认为，继续存在着的农民在政治上与创造近代历史无关，或者更不幸，他们将成为潜在的反动势力，这种势力作为社会基础。但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农民为了生存而出现的观念的落后，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这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呈现的合理的历史现象，无须受到指责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史表明，恰恰是来自乡村的农民成就了社会主义的大业：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千百万乡村农民为主体组成的革命军队用血和生命换来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是牺牲千百万乡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年代，是千百万乡村农民冲突理论陷井解放自己而支撑了社会主义的天。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城市优势论。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工业无产阶级的理论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无视农民群众利益的理论，今天看来，并不能指导我们解决好农民问题。如果继续承认乡村的反动性，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农民的革命性，相信农民的创造性，也就有理由拒绝农民进城与市民进行公平的竞争。四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者们所崇尚的农业乌托邦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革命的城里人”向往田园般的生活，乡村的违反人性的反动性还未曾出现，倒是作为“革命中心”的城市，在其发展中，则同时成为人类异化的中心，反人性的中心，腐败的中心，压迫和剥削的中心。工人阶级在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也没有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的中心。

第三，苏俄的实践宣告了城市优越论的破产。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两位影响世界的杰出人物——列宁和毛泽东。在这两个世界上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出现了两种绝然相反的理念，即列宁的城市优越论，毛泽东的乡村论优越论。

列宁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在俄国取得了统治地位；传统农业组织的集体主义的特点已经为现代经济力量和阶级差别所削弱，现代城市工业化的逐步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都使革命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为此，列宁严格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城市优越论的理论，对自己的国家分析说，“我们国家并不存在足以使我们游离于社会一般规律之外的历史特殊性。”这些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所有后果，包括城市对农村的完全统治。他认为，“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因此，城市优于乡村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只有伤感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带来的这一矛盾的进步方面。”[45]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列宁提出了如下政策主张：（1）无产阶级为了自己革命的目的，必须实施革命的工农联盟，由农民来代替软弱无能的城市自由资产阶级，但是，他又认为，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盟只不过是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在没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这种联盟成为推进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手段，而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这种联盟将是无法维持的。即使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农民也仅仅是作为次要的伙伴参加这种非正统联盟的，无产阶级不仅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要“领导”农民。这种只代表城市利益的理念必然遭到农民的抵抗与反对，这是农民生存本能的需要。

（2）国家政权必须掌握在以城市为基础的体现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政党手中。一切利益由城市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主持进行，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还把城市党员派到农村，从怨气十足的农民手中强行征粮，这都体现着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采取的不信任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优越论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处理解决农村和城市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哲学。诚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列宁在其他方面的观点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虽然不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但列宁及其追随者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即城市拥有现代历史的进步力量，而农村则蕴含着潜在的停滞和保守的力量。”[46]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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