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6），《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北京：新知书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87），《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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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黄宗智1986年出版的中文版《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他把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悖论现象的核心概念“involution”翻译成“内卷化”，后来他在1993年第1期《史学理论研究》发表的《这个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特意注明把“involution”改译为“过密化”，并指出这个概念得益于恰雅诺夫（A.V.Chayanov）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模式。参见Geertz,Clifford(1963),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hayanov,A.V. (1966),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 ,in D.Thorner, B.Kerblay and R.Smith (ed.), A.V.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pp.29-277,Homewood, Ill: Richard D.Irwin,Inc.

[2] 在本世纪20年代的这次较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是由美国教授主持的，其科学性受到了来自中国学者方面的批评。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为了强调组织农村经济调查的必要性写道：“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由此观之，美国教授对于中国经济之尚无深刻认识，以视农商部亦仅为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陈翰笙，1930:4）

[3] 这篇文章是否乔启明写的，是存有疑问的，该文在1930年《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发表时署名乔启明，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中美农产品需要工时成本的比较研究结论，实际来自卜凯（J.L.Buck）的《中国农业经济》（Chinese Farme Econom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一书英文版第228页表1和《中国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hanghai:University of Nanking,1937）一书英文版第302页表14。在乔启明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第296页的“注一”注明：“乔启明译：“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一卷三期”。所以此文也可能是乔启明的编译文章，或是较多引用了卜凯的研究成果，但乔启明在发表时没有作任何说明。

[4] 关于中国过去人均土地的情况，费孝通1941年在在为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写的序中曾写道，“依普通的估计，每家平均所有的土地已不到30华亩。在土地肥沃的地方，个人所能分得的地更少。多年前翁文灏先生曾说：中原区每人得6亩，杨子区每人得4亩7分，丘陵区及东南沿海区每人得11亩，四川盆地区每人得6亩半。若专就耕种的土地说，他曾引Backer的估计说：每个人可以分得耕地的数目是，直隶4亩，江苏2亩半，广东1亩半，所以平均每个人大约只得3亩田地。......每人所余也只够一饱。”（张之毅，1943/1990:212-213及费序）

[5] 梁漱溟一生“身在问题中”，变化取向，先是倾向革命，主张西方实利主义和民主宪政，随之“激进于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但29岁之前还信奉佛教出世思想，“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但最终放弃佛教，变而信奉入世的儒家思想，坚信“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1942）

[6] 梁漱溟总结了苏联1917-1936年近20年“时而猛进，时而迂回，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的农村集体化道路，指出其农业经营的方式可分为三种：国营农场（State farms）、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s）和个人农场（Individual farms）。这三种形式中，个人农场将近消灭，集团农场又可分为三种：农业公社（Agricultural Commune）、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workers union）和土地耕作合作社（Collective Cultivation）,梁漱溟认为，其中农业合作社最为成功，又名阿特尔（Artels）。但教训是不能公私兼顾、强制集团化和收取农民的土地。（梁漱溟，1937/1989:532-540）

[7] 美国教授对定县调查的帮助主要是指甘博（Sidney D.Camble）,他是社会调查的专家，曾编著《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学术上的指导和经济上的援助，李景汉在定县调查之前就曾与甘博一起在北京从事实地调查。参加晏阳初、陶孟和和李景汉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写的序（李景汉，1933）。

[8] 连乡村改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杨开道先生，亦半是反思半是批评地说道：“劳民伤财这是梁漱溟先生给山西村治的总评，也可以借用于一切改造旧村的活动，尤其是现代化运动，科学化运动。无论你谈自卫也好，自治也好，经济也好，教育也好，一切农民没有资格了解，没有法子参加的。十亩地的自耕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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