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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30-40年代对乡村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二)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09:07   点击数:[]    

、张志敏等;后者称为“中国农村派”,主要有钱俊瑞、陶直夫、薛暮桥、孙冶方、周彬、余霖[11]、赵呆?僧等;他们论战的代表作均收入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12]一书,于1936年出版。在一些学者看来,在这次论战中,王宜昌、张志诚等复活了任曙、严灵峰的见解,而钱俊瑞、薛暮桥也把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阶段(何干之,1937:615)。


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王宜昌在1935年1月26日天津《益世报》的第48期“农村周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这篇文章对1934年10月《中国农村》创刊号上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三个“方向转换”:“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到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营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的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6:100-101)这篇文章引起《中国农村》月刊的执笔者薛暮桥写了一篇《答复王宜昌先生》,此后韩德章写了《研究农业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一文发表在《益世报》第49期“农村周刊”,呼应王宜昌的文章,王宜昌也在《中国经济》月刊1935年2月号又发表了《从农业看农村经济》,于是《中国农村》另一主要执笔者钱俊瑞写了一篇《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经济研究的“转向”》,王宜昌又回敬《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复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一文,而薛暮桥亦再次回敬以《研究中国农村的方法问题:答复王宜昌王毓铨张志诚先生》一文,论战的范围逐渐扩大,参加的人员也愈来愈多。但这种论战,似乎是在熟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者之间的论战,与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论战是两条不同的论理方式。不过,这次论战的起因却涉及到对改良派的批判。


薛暮桥在发表于《中国农村》创刊号的《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中,批评了农村经济研究对象问题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批评把自然条件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如古煤?把“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作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薛暮桥认为这是马尔萨斯的庸俗人口论,因为西欧人口密于中国,可都市工业吸收了乡村中的过剩人口,“人口过剩”实际上是由于“大批劳力和大批土地因受现存生产关系阻碍无法配合起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土地和其它自然条件底影响之下,有时会产生封建制的小农经营,有时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有时又会产生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二是批评把生产技术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卜凯教授[13]通过中美农业人工成本的比较,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缺乏竞争力是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薛暮桥批评道,“他们仅仅看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根本忽视了人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殊不知技术底进步,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着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过此以上,除非根本改革社会关系,生产技术决难继续前进”。例如现有生产关系下,劳力太不值钱,使用机器反不合算,这是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了使用机器。三是批评把封建剥削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乔元良先生认为“高度地租”、“买卖不公”和“高利借贷”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三个主要动因,薛暮桥批评说,在中国,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农民,已有二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现阶段的农村破产绝然不同,决非“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因为封建剥削已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之一。四是批评把农产商品化程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如认为中国农业中间商品生产已经相当普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中国农业中间占有支配地位,现阶段的农村破产,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恐慌是一回事,都是世界经济恐慌中的一角,薛暮桥批评说,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农村内部的封建残余,正象上述封建剥削论者忽视从外侵入的帝国主义势力,结果陷入同样的错误,商品生产的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是一般而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商品生产“伴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而是千万小农底无望的挣扎”。(薛暮桥,1934:1-6)


薛暮桥对农村经济社会研究中几种观点的批评,显然是要划清他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与其他学派的界限,在《中国农村》创刊号上为该刊树立鲜明的旗帜。他的批评没有受到力图避开政治争论的改良主义学院派的回应,却受到他们称之为“托派”的、实际上持第四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击,这就是王宜昌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进行“方向转换”的文章的由来。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文章,实际上都大量引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14],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争论问题。“中国经济派”的理论逻辑线索是: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生产力使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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