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凯教授主持。该调查是在太平洋协会中国分会的资助下进行的，耗资几十万美元。从1921年至1925年进行第一次调查，涉及7个省17个县，2866家农户。嗣后又于1928—1936 年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历时9年，调查范围涉及22个省、16个地区、38256家农户。根据两次调查的成果，先后写成《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的土地利用》两书（注：这两部书分别是：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上海，1937年版。Chinese Farm Economy.芝加哥，1930年版。）。此调查范围之广是空前的，除东三省以外，几乎遍及全国。从调查成果上看，其统计成果的深度、广度和系统上，也是以前少有的，因此该书至今仍为国内外专家经常引用。不过，该成果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是调查内容偏重于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社会的全貌。诚如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评说的那样：“金陵大学美国教授主持之农村调查，所利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产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注：陈翰笙：《中国农村研究之发轫》，最初发表于1930年中央研究院单行本，现载陈翰笙等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其二，是调查中带有不少估计成分，而且推算方法过于粗糙和冒险，所取样本又多偏于富裕户。对此，章有义的评议是：“利用这两套资料时不应盲目信赖，而应进行一番具体分析，谨慎斟酌。如对作物播种面积等数字，只能从中获得一个大致印象，决不能当作具体数据，加以利用。”（注：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不过， 卜凯的调查也有过人之处，例如他当年就提出节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等问题，值得重视。

　　最后，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单枪匹马独辟蹊径的费孝通教授。费孝通以《江村经济》（注：此系费氏博士论文，原题是Kaihsienhung:Econ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该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加上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本见《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名声鹤起，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江村经济》一书知道费孝通的，同时也通过该书认识和了解中国农村。不过，西方人也有微词。例如，该书出版数十年后，费孝通当年留学英格兰的同窗埃德蒙（Edmund）对通过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反映中国国情的作法还在表示怀疑。年逾80高龄的费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他温和而坚定地答道：自《江村经济》发表，50年过去了，可我更加认真地相信，“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注：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读书》，1990年第5期。）。 费孝通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坚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往往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出发，以微观世界来洞察宏观世界，收到了知微见著的成功，对后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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