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视农民为另类的思维，实际上是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论，它将脱离农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强加给农民，同时又将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视为异己，置于扫荡之列，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以平等待我”之心善待农民的包容胸怀。由于上述原因，就否定宗族者说，因无法突破自己一贯认定的封建宗族框架，无法说明他们自己对农村宗族也认同的公益性、互助性等事实，解释现实中农村宗族已发生的惊人变化。就肯定宗族论者看，同样由于局限于血缘组织的视野，因而在农村宗族的所谓“私利性”、“排他性”和“狭隘性”等问题上最终与否定论者趋于一致，从而使其对宗族积极性的解释和评价难以自圆其说，无法超越就封建宗族论宗族的既定框架。比如钱杭是给予农村宗族众多肯定的专家之一，但他也因盯死了宗族“血缘”而一叶障目，将宗族与农民社区割裂，咬定宗族为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立的“私人性质”，因此它只能成为“俱乐部”，而不可是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即“明确功利目的的社会团体”），否则将对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形成阻碍。不知这是否要证明，作为另类的农民，它是不是不能有适应自已生存环境和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宗族在农民社区的公共代表性质，因为它没有使用现代社团的名称不复存在？
其二、综观十余年来农村宗族问题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不管学者们持何种态度，也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有多少分歧，但大多数学者在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或者研究的基本视角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即都局限于从血缘（包括拟制血缘）或血缘与地缘结合的视角，或者说从传统族群的视角看待并研究农村宗族。因此，这一研究模式尽管也不断有所创新，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只看到“社会结构”而看不到人的一种研究[37](p374)，是一种忽略“历时性”（diachronic）而过分侧重 “共时性”（synchronic）的研究。它容易导致向后看即以“静止的眼光”[36](p3).[38](p361) 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题，从而使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陷入割裂农村宗族与现实社区主要成员即农民的关系，看不到宗族组织对广大农民真正的现实意义，也看不到广大农民及其生存环境对宗族组织选择的影响，看不到农民自身观念的转变给宗族带来的转变,从而使其研究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如解释不了农村宗族发生的极大变化的事实，也解释不了为何农民对于参与宗族活动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因这些问题的解释无力，也就无法逻辑地、有说服力地解释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分歧。
学术研究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但分歧太大或一些基本的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则说明已有研究的不够成熟，或缺乏有较强解释力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农村宗族研究要想进一步深入与取得突破，笔者以为，必须做到：我们应摒弃自我文化优越意识为特征的贵族思维，克服“封建宗族论”和农民政治意识落后论等静止性思维惯习，正视城乡社会生存方式与社会利益的多元选择；克服单一的结构观思维, 把农村宗族的研究和它的利益主体农民紧密相连而不是割裂宗族与农民的关系，从而克服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农村宗族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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