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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需求的10％左右（农业部）。
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是用在城市和其他非农领域。结果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城乡之间这种不对称状况简直成了一道“鸿沟”。广大农民没有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自然地就不能平等分享这一事业的成果。
3、农民和市民：同为国民，不同待遇
国家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旧的城乡对立，确立了城市力量对“三农”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城乡极不对称的“新”格局。
农民虽然曾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新中国的重要建设者和改革的先行者，但是“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恩格斯语），相应地城市居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却日益上升，两者的行为能力、对权力和资源的控制上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农民正在被边缘化。那些涌入城市的失地和无业农民，正在沿着农民→“市民”→贫民→游民的方向转化（吴镕，2003）。农民和市民同为国民，机会有别，遭遇不同，待遇各异。
——政治权力不平等。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对城里人开放，对农民基本上不开放，城市居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要比农民广泛得多。按我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力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力。农民这样一个社会中最大群体的权力如此地被压缩，在法理上道义上是说不通、成问题的。至于农民集会结社等等权力更是谈不上，学界强烈呼吁建立农民协会之类的团体，一直没有得到政府允准。政治权力不平等，经济权益分配也就不公平。
——劳动待遇不公平。改革以来，几千万农民进城务工，盖楼筑路建桥，绿化环境，美化城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下，而且常被拖欠。十几年来，城市职工工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公务员工资更是长了再长，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原地不动，廉价的劳动力苦干一年的工资也许抵不上他们亲手所建的一平方米楼房值钱。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显被人为地压低了。近十几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所占份额在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却在上升，值得注意。
——社会资源享有不平等。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过分向城市倾斜。1990－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农村，其中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乡村拥有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农业部农研中心课题组，2003）。87％的农民是完全自费医疗，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者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有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前农村曾有过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这个体系在绝大多数农村解体后，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再度流行，婴儿死亡率上升。现在城市里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居民新居卫生设施都大大改善，而农村的公共卫生却大多依然如故，尤其是厕所简直肮脏不堪。据WHO于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称，中国在191个国家卫生状况中排名188位，主要是因为农村卫生落后所致。
——教育资源分享不平等。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849亿元，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为919.9亿元，占全部教育经费的23.9％，同年农村义务教育生为1.2亿人，但全国义务教育经费中农村仅占54.2％，两者显不匹配。截至2000年4月，全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拖欠农村教师工资135.65亿元，相当于200万教师（占农村教师总数的近30％）一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许多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苦不堪言。这是基础教育责任地方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乡镇村承担的必然恶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错位，农村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显著加大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成本和农民负担（李成贵、李人庆，2003；杜育红，2000）。自1985年在农村对农民开征“教育附加费”（征收基准原则上为农民纯收入的1.5％至2.0％）以来，征收金额逐年增加，1998年达到165亿元，而在1985－1999年的15年间，其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02）。现在，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农民开支中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项，全国平均每个小学生一年各种费用达500元左右，初中生则在1000元左右，这对于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很难承受的。许多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校。今年10月11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称，今年考上大学的贫困生都已经报到入校。一些学生得到赞助，或者贷到款，但不同家景的学生仍然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以上种种都说明，中国城乡存在巨大反差，政策安排长期整体地对农民不利。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适应性变化和战略性调整，相反，仍然保持和放大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续地向工业和城市倾斜（李成贵，2003）。不能不承认，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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