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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08:28   点击数:[]    

,这对农民很不利。

(三)城市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大约处在800美元水平,按多国模型的标准,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在60.1%-63.4%之间,但我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只相当于多国模型中人均国民收入200美元时的水平。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GNP计算,我国在1999年就达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我国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30.9%,远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为43%的平均值。在经济重心早已转移到城市并正在步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情况下,我国仍有70%的人口滞留乡村,这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今中国城市现代繁荣日新月异,而广大农村依然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现代化农村毕竟极少),别若天壤。难怪有人喻称,如今“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

(四)贫富分化趋势加剧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偏高的国家之一。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03,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与最发达国家美国的基尼系数(1997年为0.408)相当接近。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于发达国家如英国(0.361)、德国(0.3)、意大利(0.273)、加拿大(0.315)、日本(0.249),也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0.316)和经济转型国家如波兰(0.320)、乌克兰(0.325)、罗马尼亚(0.282)和匈牙利(0.308)。

从户组分析看,我国20%最高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46.6%(美国为46.4),20%最低收入户组占全社会收入的份额为5.9%(美国为5.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现了占总人口3%左右的富有阶层,他们占有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近1/2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有些暴发户个人资产数以亿计。占全国人口总数70%的农村居民大约只持有不到30%的货币。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贫困向多数人一端扩散,贫富分化呈加剧趋势。人们看到的严酷现实是,当城市里的富人一掷千金极尽奢华的时候,还有许多农村小孩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有许多农民连看病的救命钱都没有!

二、“三农”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形成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全面地看,某些历史因素、人地比例关系和农民自身的因素都对“三农”问题的形成特征有影响。

(一) 历史背景和人地比例关系
(二)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高度的技术文明和明代郑和七下西洋 [1],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引致工业革命。到了清末,“维新变法”遭到镇压,曾是历史强国的中国终于沦为一个落后国家,从而锁定了近代中国的弱势地位和农民的悲残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对此,西方学者考察后作了这样的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小批精英统治的国家。历代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他们视农民为其‘鱼肉’,在不激发农民起义的前提下,可以为所欲为,向农民榨取税收,专横地、任意地没收财产,……无动力去培育共同财产。” “缺少(适当)秩序和信任,以及官方任意没收财产的惯例抑制了对工业和企业的投资”。这位西方人士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大国中,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简言之,缺乏一定的制度。在那些巨大的封闭的经济中,统治者在其疆域内无须为吸引和留住有知识的、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而竞争。统治者们也无须培育那些聚集资本和对企业有吸引力的制度”(Jones, 1981-1987,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第4次印刷,第021-022页)。我认为这样的解释不无道理。

其次,不能低估基本国情的影响。资源禀赋——人地比例关系对于农业、农民生存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人地比例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和土地本身的功能。据史学家考证,明朝人均耕地最多时为12.6亩,不能算人多地少。到了清末,1840年全国人口由清初(1644年)的1.43亿猛增至4亿多,耕地增加到8.5亿亩,但人均占有耕地却减少至2.1亩。从此,中国一直是人多地少了(见张月蓉:《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农业技术经济》1984年第2期)。

新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较快,1984年突破10亿,人均占有耕地下降为1.43亩。现在,我国人口达12亿多,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约有1/3的省份人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份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份低于0.5亩的危险线。如此紧张的人地关系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农业内部就业容量日益缩小,如不大幅度减少农民人数,仅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不会很大。其次,这种基本国情历史地注定了中国农业不可能推行合理经营规模的大农制,只能是众多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实行集约经营,着重提高土地生产率,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不显示优势。其三,对于农民来说,耕地首先是“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在耕地福利化的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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