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户籍的村民之间分配，这些经济精英型领导必须将村民有效的聚集在一个核心价值观念之下，而这是最有凝聚力的武器不是国家政策、法律和法规，而是村庄中内生的家族主义、宗派主义，这些“土政策”能够更有效地整合不同村民之间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因此，只有坚持依法治村，不断提高村庄民主管理的制度化程度，推进这些发达村庄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城中村”和城市边缘的近郊农村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转型，才能有效的消除经济精英型领导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二）、提高经济精英型领导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加强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建设，实现权力的合法性诞生和规范化运作的相统一。目前，多数经济能人能够竞选成功村委会领导，是借助自己特殊的致富经历、过硬的人格魅力和经济上的成功等等，他们通过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经济资本和经济社会资源，逐步形成对其他村民的支配关系，获得村民的认可和赞同。在这里，很多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强调这些村干部的经济实力、调动资源的能力与本事，关注这些人之所以成功竞选的原因与条件；其实，他们比不上村落内部的体制性权力的主体——一直以来存在的村支部书记及其成员，这些党支部成员不仅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积累了大量的正式工作经验，而且在负责落实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监督村民自治形成了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模式（杨开胜，2003）。这样，经济精英型领导是以“精英更替”的方式走上村委会领导岗位的，他们处理经济事务的管理逻辑并不适应村庄治理的运作逻辑，他们的公共管理能力和领导方式方法迫切需要改进和提高，原有的封闭思维方式和狭隘的人际关系观点与迅速发展的村庄现代化、民主化的管理要求严重冲突。这些经济精英型领导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管理观念、领导方法、治理技术的学习，真正做到用制度化的、正式的、科学的权力运作方式来推进村民自治。
（三）、改革不合理的“村籍”制度，实现村庄的经济边界与社会边界的双重开放与并存。村籍制度是经济发达地区村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是单个村庄超前发展，与其他村庄之间形成巨大差别后进行自我保护和加强利益控制的一种制度，也是巩固地缘关系的制度化形式。作为一种社区身分，它仍以户籍为其基础。村籍制度的核心是控制外来人口流入和防止村庄利益外流（杨善华，1996）。只要保护村民小群体利益的户籍制度一天存在，村委会领导维护本村集体利益的责任和义务就不会消失，同样，这也注定进村打工的外来人口就无法享受到该村的利益分配。由于村籍涉及村庄利益的分配，因此村籍形成的社会界限，也成为村社区的基本分层结构的基础，这样在“村里人”和“村外人”之间挖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村委会的权力运作就在只能集中在这样一个“只出不进”的狭小圈子里面，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也就不足以为奇了。因此，在村庄经济联系日益扩展、对外投资交易不断扩大的同时，逐步废除“村籍”制度，实现村庄社会边界的开放，必将会打破村庄里面出现的管理人才在村域内“近亲繁殖”及权力结构家族化等倾向，保证经济精英型领导权力的合法性诞生与规范性运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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