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条例)时的讨论已经深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以投票时对村委会三职成员候选人“同意划圈，不同意划叉，弃权不划”的规定为例。其一，A县农民要求明确“不划的弃权是指票弃权还是指人弃权”。其二，B县农民问“划半个圈算什么”，最后讨论确定划半个圈按弃权计算。选举投票技术上的精细程度反映着农民的重视程度。引自樊平对A省试点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现场观察记录（1996年11月19日至28日）。

[16]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2-29. And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London: Cambru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2-84.

[17] Ritzer, Geoige 1992, Sociological Theory, McGRAW-HILL INC.　Pp671. 苏国勋: 1996年,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5页。

[1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合同管理、依法减负”,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1998年3月20日《新闻调查》。

[20] 秦晖、苏文：1996年，《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二至第四章。

[21] 邓正来， “国家与社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5月号，第171-188页。

[22] 本项研究的方法设计受到布尔迪厄(Bourdieu, P.)反思社会学的启发。他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关注”方式进行分析，对于方法本身的批判就是清醒意识到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哈贝马斯在分析研究旨趣时也指出代表从虚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批判知识对认识工具本身的批判是绝对必要的。

[23] 转引自彭兆荣：“民族认同的语境迁与多极化发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27页。

[24] 在社会情境设定上区别“日常生活”与“事件”在理论上受到舒茨及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启发，在分析上受到黄仁宇的启发，“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事件的征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引自黄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第1页。

[25] 程志民: “霍克海默”,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68页。

[26] 卢政春; “卢曼”,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492页。

[27] 黄平: “吉登斯”, 见苏国勋主编: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 当代社会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第523页。

[28]　引自樊平在河北的入村访谈记录（1996年10月28日）, 采访对象:男，62岁，原生产小队长。

[29] 当地农村对村内红白事牵头人的称呼，一般是50岁左右的男子。

[30]　(美)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分析农村的权力结构时已经注意到水利灌溉设施对农户整合的影响。

[31] 引自樊平、龚维斌、陈光金的驻村入户访谈记录（1996年11月5日）, 采访对象: 男，41岁，村办企业厂长。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述”性分层和学者对农民分层研究的异同，后者见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关于农民分层的标准，“自述”一是强调农民分层标准的综合性，蕴含了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在村落社会运行中的互补及替代弹性等特殊规则，在传统村落社会分层中具于重要地位的“威望”的解释力现在明显下降。二是对于层序的确定亦具特色，此村民特别强调了村落内部村民层序的刚性；访谈中调查员就第四、第五等级的相互位序提出质疑，村民认为勿容质疑，村落意识形态无论在传统还是是现代意义上都要求第五等级对第四等级表示出相当的尊重。看来需要以深入的学理分析解读村民的“自述性”社会分层。村民“自述”的分层标准也超出了学者对农民分层结构演化四个类型（同时也是从欠发达到发达依次递进的四个发展阶段）的概括，相应文献见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5页。

[32]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31日)。采访对象：男，31岁，纯农户。

[33] 其表现就是在1996年的农户调查中农民很难笼统地讲农村中从事哪个职业收入最高。

[34]　引自钱益兵对山东陵县四个乡镇的调查。

[35]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28日)。这里已经由访谈的日常话语转换为叙述文本(在没有意义缺失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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