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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发生的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总监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就像朝代制度和人事更替一样，其乖谲、其险恶，能使身处权力中心的名义上的领袖如临深渊，手里的权力成为一种反讽。

    没有民意支持的艺术家主体，手中的权利变成了制服他自己的一种咒语。音乐总监汤沐海居然被"法人代表"的团长剥除一切权力，连安排演出曲目都要由团长批准，而该团长居然是一个吹中国笛子的交响乐外行。面对现状居然无处下手的汤沐海，只能在朋友间像孩子般地大哭诉怨，实在也很好理解。在合同、公论和民主投票形同儿戏一样的环境里，一个掌权者是最值得同情的。没有原则和惯例保护的领导人，最终都会像历朝末代皇帝那样被权力本身逼到亡命天涯，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面对权力中心的空寂与凶险，一个真正艺术家只好像孩子一样捧着脸躲逃。哪怕这次又是中央领导过问，汤又恢复权力，这种噩梦将一辈子跟着他了。

    作为艺术家的指挥不同于政治和军事领袖，但其处于权力体制内的主体位置是一样的。艺术家只有以一种明确的主体位置去过一种丰满的个人生活，才有艺术可谈。在艺术领域里，交响乐团的指挥最类似于内阁的总理或议会的多数派领袖，其主体位置虽然由选举和变动的席位数这样的相对因素确立，但只要一执棒，在作品和文本操作内，他的个人权威就代表着团体的意志，怀疑这种权威就是在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交响乐团也是艺术领域里最接近议会体制的一种组织，是一种最能自觉地作出自我牵制、进行自我立法、把权力的不稳定性圈入民主程序——对作品的集体阐释须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民主行动，并接受团员、观众和舆论的监督——的团体。在这种意义上说，汤沐海此次的权力危机的确还象征着音乐界之外的很多东西。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注意到，身为国家最高级艺术团体的成员，其中还有许多国家一级什么的头衔的团员们的声音，从未被认真对待，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容忍自己的精神领袖被又一次不顾他们的意见重新任命。没有任何一种事关交响乐团的命运的决定可以无视一百多个艺术家的意志，即使纯粹从权力争夺和利益平衡去考虑。不能争得多数人的共识的艺术管理者是不配去管理艺术的，而这样顺从的艺术家，怎么还可称作艺术家？从上面两点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目前我国的艺术再生产体制内的确如很多人讲的那样，不可能出真正的艺术家；容忍这样的现状的艺术家哪怕最有才能也不能算艺术家；这样的艺术权力专制下也早扼杀了天生的艺术家。多少个朝代以来，我们的作曲家连个署名权都没有，音乐作品几乎就是那么自身自灭，明明是个人创作，也常常就被当作民歌或古曲，乐队也从来不能成为一种自治的组织。西方作曲方法的引进，与我们的文字改革、新文学运动一样，是一种向西方靠拢的努力，至今也仍无法看出这种靠拢最终会把我们的民族的总体音乐实践带向哪里。过去一百年来的交响乐引进和推广，其艰难程度，更可从我们这个社会对一种自治、自律、充分发展每个成员的个性和才能的乐队组织的不容忍中可以想见。也许根本不是国交容忍不了一个有创意和个人权威的指挥，而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体制根本不能容忍一个真正的交响乐团指挥，一个自决的艺术家主体。要不然，设了一个音乐总监，而且他还是常任指挥，为什么还得派一个团长去管他，而谁去管那个权力欲极强的团长呢？

    哪怕我们不去谈论体制结构里艺术家的意愿，光从将统治他们的音乐总监的角度看去，

    艺术权力统治的稳定与长久，也在于让被统治者获得他们自己的权利，这是人性的可怕的对称原理。让被统治者有权反对统治者，才是统治者的最大利益，也才能最终保护统治者自己不受权力玩弄。最能保护汤沐海的主体位置的，只能是全体团员的艺术判断、反对能力和全国交响乐听众的集体意愿。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为了保护艺术总监和指挥的权力基础，你得首先真正赋予每个乐团成员真正的自治，能够反抗从指挥到文化管理者的权力。汤沐海事件是民主机制给我们上的又一课？

    国交的接连的风雨飘摇和汤沐海的出走还使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雅艺术体制已到了多么阻碍艺术生产力的地步。这事件不禁要让我们相信，这个体制里，高雅艺术团体早流落成典型的国企单位。由权力交易者霸占艺术单位的结果，就会出现像中国艺术研究院那样主要领导邓福星居然能贪污几百万这样的事情——他能使每一个想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的艺术家交几万"版面费"让他贪污，这事发生在艺术领域就令人发指了。在权力可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意念中的环境里谈艺术我们是在发癫了；一个最优秀的乐手如果领导不感冒，有可能一辈子吃不了兜着走；我比你官大，所以艺术上该怎样你得听我的。中国的艺术家们要不是像汤沐海那样有一个欧洲可投奔，不知多少个他们会走投无路。我们高雅艺术体制实在已走入绝路。

    所谓体制也就是一个社会子系统对参与者的角色和利益的预先定义和安排，而这种安排是在长期的、真实的实践中积累排定，转而又强加到我们的实践之上的。艺术体制就是我们经多年经验而默认的那些艺术管理的惯例，主要涉及主体位置安排和利益分配规则。体制不是一种摆设，不是对权力和利益的赤裸争夺的粉饰。汤沐海不光是汤沐海，他的总监的位置的定位与生效，其权利的行使，能使乐队里的艺术家们的主体都有一个合理的安放位置，获得艺术家在艺术分工内的合法保护，这才能鼓励他们公平、合理地竞争，实现组织内权力的再分配、效率的最大化。这个主体位置一设定，就算汤不是一个好人或只是中才，他也能起到这种定义作用了，既然已上到他这个位置。哪怕在政治体制中也是如此，只有保证总理有总理的权利，国家主席有国家主席的权利，老百姓才能有老百姓的权利。在政治专制的情形下，不光是老百姓活得没尊严，连国家主席都活不到尊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国交的音乐总监多少年都坐不住、坐不好位置，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根本就没有一种维护契约式民主共识所保证的权利的能力，也许我们这个民族根本就不可能养成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身为总监的指挥是这样一个位置，他像政教合一的国家内的大主教那样，首先是一种团体的精神象征，选定他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品格和才干的代表性，而人是这样一种东西，当被寄托了这种重任时，他真的会将这种仪式性的权力当作一种加于他头上的严重责任的。这种使命感使富特文格勒能感召柏林爱乐团员不去入国社党，连入冲锋团的比例也不到百分之十。这种天命的征召感就会使一个人做出一种要不然凭他个人做不出来的气节。换句话说，对他的任命远不是一种职务的任命，而是一种加冕，除非我们发现了过去没有发现的汤沐海过去的不可告人的丑行，否则我们褫夺他的权力就无异于自打耳光了。汤沐海的权力基础的被蛀空，他的对于我们像国宝一样的才能的被玩弄，对你我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意味着什么？

    有成就的身兼指挥的音乐总监在德文里有一个吓人的称号叫Staatsintendant，意为总的艺术督导或总管，照字面意思，他/她不光是乐团的，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国家的音乐艺术方面的象征性权力实体，相当于全国的音乐主教——我们喊惯了足球教练的下课，可千万不能小看了国家音乐总监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的象征意义。德国文化部长瑙曼去年曾提议将柏林爱乐提升为德意志国家乐团——反正它实际上早就是——团长自然荣升为国家音乐总管，柏林吓得以为戈培儿从墓里醒过来了，总监阿巴多以辞职为威胁，本来吵着架的市议会这时都一致对外了，这事以后就没人敢提了〖《纽约客》，2001年8月20日，第138－45页〗。过去还常有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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