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暂无法被确认的艺术行为中去，是合理的比例，虽然作决定的是议会、文化部或基金会。高雅艺术正是这样受制于社会整体的态度和由社会系统对它作出的的各种反应的选择。只要有那么个结构在，就不怕没有高雅或先锋的艺术出现，但这个结构里的体制，却是需要我们好好操持的。

    我们供养高雅艺术的结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进、变成博物馆。一种将什么高雅艺术都供养得很好的世界，自身就成为一个博物馆，所以一定的筛选是必然存在的，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社会对高雅、昂贵艺术的筛选有二个途径，一是使它成为大众流行艺术，二是使它成为完整地保存的博物馆里的记忆。交响乐这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在今天的艺术市场里实际上也几乎成为一种保护物种，一百多人的乐队这种生产成本实在不是一种竞争优势（在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德国，光一年的工资就得这二千万马克）。如果不是过去一百年里录音和无线电的发展使它能用版权费来贴补的话，它在今天的市场里会更脆弱。要在中国这样从来没有一个成熟的交响乐市场的地方创世界一流，难度自然是很大的。

    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从历史上讲是一种移植，对于中国大众，它是一种文化空降，一块艺术飞地。西方思想话语和西方艺术形式的引进使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思想遭遇那么大的困境，消化它然后抵抗它的过程那么地艰难，在今天都滞留着那么多后遗症，这使我们看到交响乐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也不可能像看上去的那么容易。

    社会对一切高雅艺术都长期地艰苦供养，装门面，是不现实的。中国没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国交也没事，人口接近的印度和巴西就没有。交响乐也不是我们文化的遗产，没有一种直接的继承责任。为了普及而以教化的态度去培养未来的观众不可取。作为高雅艺术的一种，我们就把交响乐纳入体制，让它在市场里公平自在地沉浮，这反而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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