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柏林人：你们的音乐那么金贵，可你们的音乐总监有谁是柏林出身的（只有上任不久的德意志歌剧院总监梯尔曼是德国人），但柏林人现在反击了：谁有我们的世界情怀，将柏林爱乐和德意志交响乐团巴巴地请两个英国佬来玩？谁有我们对艺术的忠诚和自信！

    当代文化政客们永远是没时间弄艺术嘴上硬说爱好艺术的人物，艺术管理也是一种需要制约的权力。一年多以后才当政的柏林爱乐的未来总监拉特尔已派经纪人和个人代理常驻柏林，通过手机与官僚和政客交涉，俨然想把柏林爱乐当作了柏林目前的政治漩涡里的艺术梵蒂冈，未到任已几次以辞职为威胁，去捍卫乐团和自己的权利〖《泰晤士报》7月2日报道〗。在他这个崇高的位置背后，是一个有黑金丑闻的市政府、一个同性恋看守市长、一个艺校校长出身的女权主义绿党活跃分子的文化部长。一个艺术家要与这么多势力周旋，所以得柏林爱乐出钱给他请助手和私人代理。国交要是一开始就给我们的汤沐海请这么一两个助手和私人代理，他可能就不会弄得这么心力义瘁了。

    如柏林爱乐一样，如果总监兼任指挥，"法人代表"是插不进去的。这只能是一幅漫画：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在跟乐队指挥和总监夺权力。他争去了这个权力干什么用？答曰：捏在自己手心美滋滋。外行都知道，指挥的权力不同于经理和总理的权力，在乐队这样一种分工清晰的组织里，他的权力域反而是被限定得最严格的，想做好指挥，想留名或不朽，就得使自己的心灵和肉体成为一种导体，成为儿童手里的印泥。一个负全责的领导兼艺术家所以自然会成为天主教神甫一样的角色，既是训斥的权威声音，又是被告解的诉求对象，而一切的灵验都要以他自己在世上的修炼境界与牺牲程度为前提。他必须像瓦格纳所说，使乐队"成为共同情感（乐队的，也是全体观众，甚至也是全体民众的）的无限的普遍的基础，某个特定的艺术家的个人的情感这时才能以最大的丰满程度开放出来"〖《未来的艺术作品》，见《散文和诗》，1887年，第157页〗。指挥或总监的权力运用最终都是针对着自己，观众的掌声是对他的最后审判。你无法想象他或她怎么可以为了搞派系斗争（如果一个乐队之长还需搞派系斗争这只能证明这个组织的黑暗！）和任人唯亲而去用在他眼里不合格的演奏员。或去安排无限超支的演出季，他要是真的这样做了，最终需付出代价的是谁？好，我们就说这个指挥幼稚，不懂世故，让从没有交响乐演出经验的法人代表来确定谁是好指挥谁是不好的指挥，谁担保他就一定不会任人唯亲或别的猫腻了。

    没有制度和民主保障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就是：作品或演出的水平和价值是小圈子里说了算，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可以决定他们的艺术水平。当代艺术要在商业环境下自创体制生存，必须先有一种市场社会内必需的契约和自治的保护机制（虽然这已受到西方艺术家的非难，但我们是还没有这种机制，得努力去养成，再去批评它，改进它），有一种合理的评价和评论机制。当前还没有这样的机制，相比之下，以市场反应和商业成功来衡量艺术家的水平，倒反而比那种黑箱操作更健康了，这实才让人泄气，但是必须尊重的现实。反映在汤沐事件上，就是国交的出路必须交由汤沐海这样的有实力的人物手里，艺术企业的一切经营行为必须以他的艺术实践为中心，无论以什么代价，哪怕出了某些问题，尤其在事关我国的交响乐水平这样的大前提下。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汤和俞都是好人，这事儿仍有两个为我们的未来开创先例的解决途径：请公正地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裁决，或仿效柏林爱乐，请全体团员投票表决。我们总不应最后又闹到爱好艺术的中央领导在百忙之中来干预才解决问题这样的地步。为此，我们要拉出那个在汤和俞两人背后的管不好、越管越乱但还要来指手划脚的"婆婆"——那个轮得着我们来数落，但仍非得靠我们自己来整治的那个机制——趁现在这个机会作一些实质性的改革。

    比如，目前既然还是财政拔款为主，那么国交的股东应该是我们这些从未被认真对待过的全体人民，他们的声音是最重的一票。那个可以将权力玩弄于股掌间的"法人代表"的行为，又一次证明我们的法治哪怕在艺术领域也是多么地需要跟进。明明是权力争夺，是越位，却要摆出是在维护法律定义那么的正当性。人民会告诉他你是我们雇你打工的。文化部拔了款，但也不是最大股东，管理方针也得等待民主的裁决。

    高雅艺术之供养和体制出路

    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由于最热心的当代读者更多地去读翻译和外国作品，而绕开了中国当代文学，使它不景气了一样，我们现在再热诚的听众也由于录音的方便而多少绕开了中国的音乐演出，交响乐演出市场局限仍很明显。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国交只能依靠拔款——这也没有什么，据笔者了解，著名大乐团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柏林爱乐是挣得出自己的成本和发展费用的，2000年光从版权收入里就积余一亿多马克，但就连它也仍在跟柏林市政府要钱，因为它有危机感，理由也很堂皇：我给柏林争来文化地位，这是该拿的报酬。谁拔款？巴伐里亚州立歌剧院2001年的拔款是八千万马克。柏林为了其东西合并已欠债600亿马克，所有的银行家都被换过了，三大费钱的歌剧院的指挥却仍坐得稳稳的，前些日子刚刚还搞过同市同季上演三个版本的《伊莱克特拉》、《魔笛》和《费加罗》，就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版本的比较〖《明镜》周刊，7月30日，139－49页〗！国交拿文化部拔款也是名正言顺，拔了款也只是它替人民支持这样一个为我们做文化的组织，它不是拿钱来涮人的大款。

    也有一个折衷的办法，成立一个像董事会那样的艺术管理委员会，来民主地监管国交的人事、重大政策调整、监督其经营状况，其财政支持可以放手给以全国彩票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或大公司为主的各资助者团体（当然它仍然有权向文化部要它份内的拨款）。这是目前能设想的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市场社会里高雅艺术团体最常见的体制出路。

    社会学家卢曼认为，艺术与供养它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发展比例，是社会主系统自我参照过程中通过广泛的信息交往后所作出的选择。社会愿意拿出多少资源来达到怎样的艺术水准，根本上是社会各子系统对作为社会环境的文化的反应后作出的选择〖《生态交往》英文版，第115－20页〗。原则上说，即使不作人为的干预，或者说只要不作人为的干预，社会通过自我参照能了解到需要腾出一个多大的空间，投入多少的财力和人力，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水准。艺术史上某一时代的艺术高于另一时代这种说法，是不确当的；实际上，长距离看，每一时代都尽着自己的努力去撑它那个上层建筑的门面，从一种历史决定论的眼光看去，每一时代的前锋艺术都将自己发展到了极致，其水平是一种综合的选择结果，与投入多少关系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发达国家的艺术偏斜政策是其福利政策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在一百年里让高雅艺术自生自灭，一定仍会有很大的生命力艺术从中脱颖而出，它实在不是依赖于一时一地的政策的。在商业社会里对高雅艺术的资助，是因为我们不能或不愿付出高雅艺术暂时落花流水这种短期后果。皇室、贵族、国家和如今的风险基金全球玩家们为什么格外需要高雅艺术？他们的需要不是一种社会需要？某个私人赞助者可能在附庸风雅，但正是社会整体的反应使他有了对艺术的不自觉的偏爱。一种为全社会欢呼，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艺术理想，在我们时代已被黑格判定为"早已过去的事"〖《美学》见《全集》第十卷，一，第16页〗，那已是我们对希腊艺术的怀想了。

    事情永远是社会肯不肯出这么大的资源来养艺术的问题。社会本身能从各种信息里了解到，将多少资源投入到不能由市场保证回收，其使用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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