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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对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深悉本学科的知识，按照福柯的理论，「知识乃是话语的总和」，其中「语言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还是知识的根本」1。二十世纪，语言学理论得到空前发展，尽管各种不同的语言学观点仍处于辨争之中，但语言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已被学者达成共识。事实上，在美术史研究领域，古典语言知识一直是传统艺术史研究的工具，许多艺术史家均受过严格的古典语言学训练，他们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语言学发展而来的2。本文关注的是，在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欧美学者在跨文化的美术史研究中又会遇到哪些语言问题并试将之解决的。

　　Susan Bush在她的《中国早期画论》中就指出，「当然，在理解和研究中国早期画论时，我们会遇到许多包括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汉语的困难，尤其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历经前年、其词义经过不断演变的辞汇。而且，因为画论不仅记录事实和现象，而且要分析、评估、分类及理解这些记录，这已经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中国的思维和理解阐释系统是建筑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基础之上的，这些，我们必须予以考虑。」3Bush的这段话至少揭示出两个问题。一，欧美中国美术史学者在理解中国典籍时会遇到很多困难；二理解语言必须要了解语言所依托的文化。这两个问题的具体内涵又是甚么呢？

一

　　首先，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当欧美学者在理解中国典籍时会遇到哪些困难以及他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阅读译著是欧美学者阅读中国艺术典籍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古代画论中的重要篇目均有译著：埃克（William Acker）翻译了《历代名画记》，索柏（Alexander Soper）翻译了《唐朝名画录》及《图画见闻志》，班宗华(Barnhart)翻译了《宣和画谱》以及部分《画继》，时学颜（Hsio-yen Shih）翻译了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等等，译著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理解原文时常常遇到的障碍。第一，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词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译文的语意与原文相比，总显示出一定的模糊性。如，social sciences，在汉语中，译作「社会科学」。根据现代汉语的用法，「社会科学」包括除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外的一切科学，也包括英语所说的the humanities──语言、文学、哲学等学科。英语中的social sciences概括的范围较小，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历史学有时被列为人文科学）、社会学等，即一切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学科4。事实上，西方中国美术史论译著中，译者也往往找不到一个十分合适的词相对应中文语词。喜龙仁（Osvald Sirén）在《早期中国绘画史》中就阐述了国外学者对「六法」之「气韵生动」译法不同的评介。如Giles将之译为「Rhythmic Vitality」，而Okakura将之译为「The Life Movement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Rhythm of Things」5，于是，往往一些译者就采用如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国艺术理论》中阐明的方式去译一些辞汇，「我特别要强调，西方翻译家经常拆中国象形文字，习惯于将词分音节的拼写。这些翻译与中国辞汇的本意相去甚远：shen-ch'i（神气），形容词，自以为是；shen-ch'ing（神情），名词，面部表情；ch'i-hsiang（气象），名词，外观，旁观者的印象；ku-ch'i（骨气），名词，人格的力量，人的意志力和勇气；ch'ich-wan（千万），副词，等等！」6这种译法虽然不容易出错，但是不熟悉古代汉语的欧美学者却难以理解语句的意思。 第二，误译。邵宏先生在研究中表明，「西人如喜龙仁初译『画品』为Classifications of Painting ,皆因文本未通，不明语境而误译。谢赫所言之『画』实为『画人』，而非『画作』，如同《诗品》之『诗』，实指『诗人』而非『诗作』。后有威廉姆.埃克改译为Classifications of Painters,未失原意，并匡正西译之讹。」7

　　阅读原著是部分欧美学者阅读中国典籍的另一种方式。而且阅读原著是研究者了解中国典籍最行之有效的方式。John A. Pope在评论一位美国艺术史家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工作时，他强调了运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他这样评论到「他似乎忘记了当他从事欧洲艺术史的研究时，他运用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碑铭研究学家的成果，而这些研究者们长期致力于重构人类背景、艺术赖以繁荣的框架和审慎研究者们的思考。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名古典艺术的学生，他一直在运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工作，研究义大利艺术要运用义大利语阅读，研究德国艺术要运用德语，研究法国艺术要运用法语，等等。」「没有语言，他将不能阅读那些告诉人们艺术品制造的原因和过程及意图，他也不能了解所有的历史记录和各种各样的文献。」8事实上，对于一名欧美中国美术史学者而言，阅读原著是比阅读译著更为谨慎的方式。因为尽管译文很可能意思准确，但是与读原文相比，你可能难以扑捉到一些思考中的精微之处。这就像读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会有许多不同的感受，也像在不同的时间里，同一位画家画同一个模特，会画出不同的感觉。「语言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宝库。在学得它们的语汇的过程中，我们也被迫思考它们的思维方式，它们的主要观念和它们与我们自己的思考习惯的距离。它们使我们立体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语言。」9然而，阅读异语原著对于学者来说无异于经历一次次更为艰难痛苦的跋涉。

　　欧美学者通过两种途径来弥和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第一，通过认真阅读原作以及比较同时期作品，尽量寻找词语本身的含义。美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鲁姆就强调指出过，文学或其他本文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本文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本文之外现实的实在10。这一论断进一步指出本文语言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因此，从不同著作中比较语词意义的方式对于异语阅读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一名精通汉语的美国学者，包华石教授在其著作《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中曾这样阐述，「为了本研究选择译文时，我遵循一些原则和习惯。首先，不管在哪是可行的，我努力运用现有的标准翻译，以便非汉学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寻求更完整的翻译文本，第二，我赞同Manfred Porkert 将翻译方法分成标准翻译（normative translation）和灵活翻译（flexible translation）。在标准翻译中，一个给定的中文辞汇一律被译成同一个英文单词。例如，『剑』常被译成『sword』。在灵活翻译中，人们尽量找到一个英文单词或短语以便在一个可比较的文本中最好地表达一个可比较的意义（在进尽可能的范围内），结果，一个中文单词通常必须被众多英文单词中的一个来表示。」11

　　包华石教授进而对标准翻译和灵活翻译做了解释，「一般来说，标准翻译仅能很好地服务于专业术语和日常事物。如果一个人试图用一个英文单词机械地表达更加复杂的观念，他则往往被限定于最最字面上的翻译。这些翻译令说英语的读者听起来觉得尴尬和不知所云。因此，我试图选择灵活翻译，并运用现代读者用来表达一个特定观念的英文辞汇或短语，将之作为一个原则。在不破坏可理解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遵照字面上的含义。这样做的目标是避免『Charlie Chan』综合症，不致将最深奥的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听上去令人觉得奇怪。例如，『轻重』，有时被译做『the light and the heavy』，在本书中，我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更可能将之译成『weight』、『importance』或者是『priorities in government』。……我认识到，我不能总是成功地找到最好的译词，我的最初译词不能期望与真正的天才翻译家的译词相比。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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