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对他来说，语言表述的意义一定来自在其文化背景中对它的功能分析，语言是一种「行为模式」22。

　　亚历山德奥（Alessandro）在其《语言学的人类学阐释》中对「文化中的语言」做了以下精辟的论述，「任何将语言作为制像工具的理论都面临着假定语言与现实相分离的危险，语言人类学家长久以来对这种假定怀有疑问。掌握一门语言比了解一个由我们管理的隐喻知识库更为复杂，尽管通过这个隐喻知识库，我们能够清楚自己的经历。语言与我们的社会、文化之间也有着换喻的关系。正如Harry Hoijer所坚持的，一个人应该思考文化中的语言，而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化。在特定的文化中，语言系统与所有其他的系统相互渗透。延伸这种观点，我们能够说，语言存在于我们之中，正如我们存在于语言之中。当我们把自己与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相关联时，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语言不仅是独立世界的表现。语言就是这个世界。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意义上讲，我们对过去拥有的一切就是语言，从普通的意义来讲，我们的记忆被记录在语言的描述、故事、轶事以及名字，就像这些记忆存在于气味、声音以及支撑我们身体的方式中一样。如果语言像Mainowski认为地那样是行动（活动），那么，我们说话的方式则给我们提供了作为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正如Spair Whorf和很多其他语言学家指出地那样，语言交流是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语言是Wittgenstein所说的『生命的形状』，那么，掌握语言不仅意味着有了用特殊方式表现事件的工具，它也意味着拥有了与这些事件交流、影响它们或被它们影响的能力。因此，对于语言人类学家来说，语言本质的问题不能与语言在特定时刻被特殊个体运用的问题相分离。（学习语言的问题本质上是有关历史的，也就是说，时间性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维度。）」23文化并不把统一的认知与思考的装备强加于个人。实际上，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个体的概念结构也是不同的。

　　如果把每一种语言作为一个集合，那么，不同语言就处于交集状态，她们有重合的部分，也存在各自独有的部分，而由于研究的需要，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她们独特的特点。例如，当艺术史家需要跨语境去研究艺术史时，概念的无法一一对应性就呈现出来。例如，克雷格.克鲁纳斯教授就提出，汉语中「图」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大于英文中的Pictures,它不仅包括Pictures,还包括diagrams, charts, maps, portrait, patterns等等，因而，就「图」的语义范围来说，克鲁纳斯认为，没有一个英文辞汇可以与之恰如其分地对译。「图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概念」24。

　　事实上，只有我们能够了解欧美学者在跨文化的美术史研究中会遇到哪些语言问题并尝试将之解决的，我们才能正确地接收他们的研究成果，使欧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为一个作为「它者」的强有力的参照系。尽管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准并非整齐化，而且毕竟，他们要克服语言与文化差异带给他们的障碍，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轻视海外汉学家的理由，我们应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并与其积极对话，以此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并不断使中国美术史研究要走向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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