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而“排挤”和“冲击”绝不能等同于“终结”。
　　其二，余虹对于文学与文学性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时自相矛盾：前面说以往的文学终结了，而文学性统治着，显然，文学与文学性是相区别的两个东西；但后面说消费社会文学终结了却具有“文学性本质”时，又说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显然文学又并没有终结，还存在消费文学，而且文学与文学性又混淆在一起了。
　　其三，说“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尚勉强可说；但说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却大可怀疑。广告和品牌是文学吗？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学？这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少数人说了不能算数。
　　其四，说“后现代思想学术不仅是文学性的，而且它相信思想学术在本质上只能是文学性的；此外，后现代思想学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人们凭借思与言对世界的建构是文学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性的世界之中”，这话说得有些武断和绝对，特别是“只能”二字，有点普天之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真是这样吗？未必然。
　　但，余虹的许多思想还是富有启示的，应充分予以理解、吸收。

　　不该“终结”的文学，为什么不该“终结”

　　金惠敏－米勒（包括余虹）着重说了应该“终结”的文学何以应该“终结”，但没有讲哪些文学不该“终结”，为什么不该“终结”。而许许多多读者却急需了解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给予解答并且论述得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认为是彭亚非，虽然他不是专门针对德里达、米勒的，也不是针对金惠敏的，但可以看作与之不同观点的一个重要代表，也可以看作对金惠敏－米勒忽略了的方面以及李衍柱疏漏了的方面进行补缺（彭亚非与金惠敏－米勒，同时与李衍柱都有相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不同）。
　　彭亚非的文章《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发表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上。
　　彭亚非与米、金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地方，我不多介绍。彭亚非认为，现代社会是个为大众消费文化所覆盖的社会，而图像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文学的中心地位和权威身份被颠覆，整个文学界普遍滋生强烈的挫败感和生存危机感，尤其是那些所谓纯文学的写作，由于迅速的边缘化而弥漫着浓郁的怀疑论与悲观论情绪，以至于文学正在走向终结与消亡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而实际上，这样的情绪和观点的风行，与对图像社会和文学的本性都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故而具有某种过甚其辞的虚幻性。于是，彭亚非对“图像社会”进行了解剖，以找出它尚不足以使文学消亡的理由。
　　近一个世纪以来图像符码与图像信息在我们文化生活中大密集度地涌现，甚至被一些人描述为图像爆炸。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图像的呈示与观看来构成。大体可以将这些图像现象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为视像部分，即包括摄影、摄像、电影、电视以及由真实影像所拍摄而成的各种广告等等；一为图画部分，即由人绘制的各种图像，主要包括漫画、动漫、卡通制品、电子游戏等等。它们包围着我们，并构成了当今的图像文化统治。最能说明视像文化在今天生活中所具统治地位的媒介则要数电视。光是中国，现在每年就要生产一万余集电视剧，其他的电视节目与广告量当可想而知。因此今天我们几乎可以说，人类创造了影像文化，也就创造了被影像所包围的生活。有人作过一项调查，证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社会信息，有６０％到７０％是通过图像的方式获得的。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视觉艺术鉴赏》一书中写道：“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 这些围绕着我们的影像和视觉信息，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视觉化生存，也构成了后现代的所谓“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已有图像文化。人类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过通过图像来感受和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努力。只是这个基因需要一个契机才能被全面激活。上个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公共化和图像消费的全面普及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图像正是大众话语最合适的传媒与载体，图像化为大众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因此，图像霸权也是对传统精英性的话语霸权的一种解构和颠覆。现代图像文化的消费性也使之具有将一切图像信息泛审美化的特性。但是必须看到，狂轰滥炸而又瞬息万变的图像文化消费培养了一种文化惰性。丹尼尔·贝尔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 使人们忽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刻本质。尤其是图像文化中的广告文化，往往便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途径（但不要夸大其词——杜）。广告虚构着生活，掩盖了生活中的不完善之处（当人们知道广告是怎么回事儿时，广告还会有这么大魔力吗？——杜）。因此，在图像社会的视觉大餐面前，我们有必要对视像文化有可能一味成为权力话语、金钱话语与大众消费性话语的共谋这一图像社会的负面性保持足够清醒的警惕性和批判意识，而这一意识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的当代命运与未来使命则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前图像社会看作是一个由语言-文本的活动与运作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就是说，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中基本的文化内容：知识、历史、意识形态内涵、社会生活信息以及主要的审美意象的传播，主要都是由言说与文本来实现的，言说与倾听、书写与阅读构成了我们文化运作的基本模式。这个基本模式使得话语（包括言说与文本）成为最主要的人文资源与人文场域，成为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中最主要的支配者和掌控者。而文学正是这个基本模式中最主要的构成，其话语活动渗透和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但是今天电视（将来也许就是互联网）取代文学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宠儿，文学文本的创作与阅读，在图像社会中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排挤，它的传统影响也必然会被大大削弱和消解。——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它合理的一面。
　　既然图像社会给文学的生存带来如此巨大的压力，那么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文学是否正在走向消亡？从人们的一般心理而言，都不愿文学消亡，因此，在压力面前，想出一些变通的理由加以缓解，如：有人认为精英文学或者所谓的纯文学也许确实衰落了，但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却实际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人认为文学现象性的“缺席”并不影响它实质性地“在场”，文学依然在后现代的文化运作中以一种“隐蔽形态”处于支配性的乃至统治性的地位，这样一种存在形态可以直白地描述为“大文化领域内人文活动的文学性体现”；还有人提出了所谓“大文学”或“泛文学”的概念以说明文学实际上也并未消亡，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已经“化整为零”，“变异”为大众文化消费中一种日用化或应用化的文字产品，比如说以广告词、新闻叙事等等文体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种种文化活动之中。 但是，以上各种说法对于我们理解图像社会中文学的归宿与未来命运，对于我们认清文学将永存于人类文明中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来，事实上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 　　文学的人文价值与图像的局限性

　　有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接近文学最基本的美学本性：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似乎永远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如我们事先已经熟悉这部文学作品的话。事实上没有一部影视改编作品能真正呈现出优秀文学作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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