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塑造的主体）而改变文学。与语言相应的主体是理性主体。阅读印刷文字，阅读那无声的文字，面对着作为对象的符号，则无疑更加突出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迫切化了在从语言到现实过程中对于理性主体的需要。由（书面）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览，势必要求主体之相应改变。如果文字是理性的，因而与它相应的就是理性的和工具性的主体，那么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图像则就暗示了一个感性的或非理性的主体；如果前者是深度主体，那么后者则是平面主体，再简单地说，如果前者是现代性主体，那么后者就是后现代性主体，一种不同涵义的主体。图像尽管可能具有符号的性质，可能被用于表达深度思想，如古往今来的各种造型“艺术”，如影视“艺术”。但图像本身内在地就蕴涵着对意义的抵制和消蚀（是这样吗？这是需要论证的，不能随便一说就算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杜），再者即便从形式上看，诗画之于图像的关系也呈现出一定的级差：绘画本身即是图像，而文字图像则在文字与图像之间隔出一道中介屏障，文字图像因而是间接图像，正是这样的“中介”或“间接性”将文字给予“哲”学家，将“图像”给予“美”学家，而图像是“美”学家的全部世界。文字在“时间”中给出图像，而绘画在平面“空间”上展开图像，文字当然变得富于深度和哲学意味了。
　　媒介创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或其再现，而是其拟像，即主体生活于虚幻的与现实不相关联的“超现实”之中。于是主体便不再是传统认识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自觉的主体，不再是“纯粹理性”、“世界之眼”或“先验自我”，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一无所知，其关于自身的全部知识均来自于拟像，是“广告、信息、技术和整个知识的和政治的阶级在那儿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需求，告诉大众什么是他们的渴望”（这又是后现代大师如鲍德里亚者流的夸大其词——杜）。大众就如一张柔韧的白纸，媒介可以纵情涂写自己的蓝图，因为它是“沉默的大多数”，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乖乖地成为什么。试想想，当今的排行榜、流行色、新款式、波波族、明星、可口可乐，等等，有哪个不是好为人师的媒介教诲我们大众的？果若此，那我们可真的就不再是消费商品、消费其使用价值，而是消费符号、消费拟像、消费他人的欲望了（难道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北了？——杜）。于是，主体在拟像中被解构，并且通过抹煞作为主体之本的“批判距离”被解构。对于文学的存在，图像的增殖及其对于主体的解构可能是一致命的打击。
　　对德里达、米勒以及金惠敏为他们所作的辩护，我认为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应予肯定。的确应该看到电子媒介时代由于令人难以想象的技术发展和惊人进步，由于社会历史实践、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文学的存在和成活的条件被改变，因而文学被十二级地震震得房倒屋塌、晕头转向，文学显得很狼狈，常常不知所措。不正视这个事实，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我对他们（德、米、金等）的许多观点也并不同意，觉得他们太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文中我已经随手做了一些夹批，以后我还会再写专文申说。 　　“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统治”着

　　还有一种观点，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认为以往的“文学”终结了，但“文学性”却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余虹与金惠敏是互相支持的，他们与德里达、米勒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 
　　余虹认为，一方面，说文学终结是有道理的，因为“现代性文学观念与实践”的确“面临终结”——余虹的“终结”有自己的所指，即以往的文学“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另一方面，余虹又强调“文学性却渗透在后现代生存的方方面面，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就是说，“文学性”没有死，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余虹的意思是说文学以另一种形式（即被文学性渗透着“后现代生存的方方面面”）存在着，而且成为“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这也就是前面金惠敏所说的那个意思：“文学活着，但它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活着，没有更新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而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
　　余虹解释说，“终结”的“文学”主要指：1、书面文本（词源学眼界中的文学--literature），作为交流活动的媒介，文学受到电子网络的排挤；2、间接想象性审美（美学眼界中的文学），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受到影视等直接感官审美的冲击；3、真与善的感性表达样式（哲学眼界中的文学），作为思想观念活动，文学受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击；4、精英先锋（社会批判理论眼界中的文学），作为现实批判与革新的活动，文学受到大众消费主义和精神虚无主义的冲击。
　　而所谓“文学性统治”的主要意思，一是指“后现代思想学术不仅是文学性的，而且它相信思想学术在本质上只能是文学性的；此外，后现代思想学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人们凭借思与言对世界的建构是文学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性的世界之中”。具体说，在后现代，“虚构”、“隐喻”、“话语”那些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文学性”的东西要从思与言中加以排除或加以掩盖的东西，正是后现代思想学术公开认可或心照不宣的自明前提。后现代强调“意识的虚构性”（即放弃“原本/摹本”的二元区分，认为“意识”不是某“原本”的“摹本”，而是虚构）；语言的隐喻性（即放弃“隐喻/再现”的二元区分，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确定的“再现”而是不确定的“隐喻”）；叙述的话语性（即放弃“陈述/话语”的二元区分，认为“叙述”的基本方式不是客观“陈述”而是意识形态“话语”）。二是指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具有“文学性本质”——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供大于求，要发展生产就必须有欲壑难填的消费者，消费社会憎恶禁欲节约的传统道德，渴望挥霍浪费，然而，它又不能赤裸裸地鼓吹挥霍浪费。正是这一社会需要使文学大有用武之地。消费文学就以它特有的虚构、隐喻的方式躲避现实的道德审判，挑动欲望，美化享受。由于它与消费社会“发展”的真理一致，它不仅得到这个社会的默许与鼓励，也是这个社会的依靠，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消费文学的极端样式是“广告”和“品牌”。广告和品牌以文学的方式将商品虚构成有特定意味的形象，因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不仅消费商品，更要消费商品的意味，而能否解读商品的意味，就决定了你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同样，一个商品能否成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品也取决于它能否经由文学化的叙述而成为一个能召唤（引诱）消费者进行文学性阅读以引起购买欲望的文本。尼采将欲望化的梦境和欲望化的迷醉看作是文学性的基本样态，这正是消费社会的渴求。此外，文学性统治还包括“公共空间的文学性表演”和“后现代文化的文学性”等等。
　　对余虹的观点，可质疑之处不少。
　　其一，他所谓“终结”，概念不明确。“终结”，按正常意思就是完结、终了。但是余虹的文学“终结”却是以往的文学“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可能性穷尽”尚可说；而“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终结”——说“1990年代之后文学边缘化”了、或者说“1990年代之后文学与社会发展脱节”了，绝不能等同于“1990年代之后文学终结”了。况且，在具体解释“终结”时，余虹用的字眼儿是受到“排挤”和“冲击”(文学受到电子网络的“排挤”、文学受到影视等直接感官审美的“冲击”、文学受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击”、文学受到大众消费主义和精神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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