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前提，在不改变人的前提下，许许多多事物改变了——杜）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形式。“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不消逝，文学怎消亡？信息、数码、图像的出现，只是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是以四维空间的形式、立体的、动态的、声情并茂的呈现在观众（读者）面前。在这其中，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接受者可以直接参与创作、修改过程。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具有更鲜明的综合性艺术特点。景与情、情与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语言、绘画、音乐、动作、姿态各种媒介的交互运用中，通过作家的自由想象，创造出了一个更具有审美特性的艺术世界。”（这还是原来的文学吗？——杜）“似乎一个文学作品‘无纸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有人认为“无纸化”、“图像时代”正是文学“终结”的外在条件——杜）进入信息时代的文学文本，固然有它与手抄本、印刷文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却不能完全取代之。因为，后者具有“永久性阅读、研究和保存的价值。（光盘、芯片所保存的图像不能永久吗？——杜）况且，信息数码图像是以电源的供给和电脑的存在为物质前提，切断了电源，失去或没有掌握电脑的功能，一个艺术的‘世界图像’立刻就可化为乌有。”（这个理由不怎么有力。任何文学形式都有前提——杜）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还有任何艺术形式不能企及和取代的优点。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有没有不通过语言的意识活动、情感活动、情绪活动？现在已提出挑战——杜），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与抽象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兼有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优点，使它能够摆脱色彩、线条、音阶、屏幕等各种物质媒介的束缚，打破时空的限制，充分发挥作家和读者的自由想象，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微妙的情感领域与现实世界发生更为丰富多彩的审美关系。”（这倒是值得考虑的理由。但要具体分析。不同艺术形式各有优长。——杜）
　　李衍柱教授的观点当然有许多有价值的因素，也能给人启发。特别是他注意到电子媒介、数码图像对文学的影响，而在这种强大冲击下，他仍然找到了一些理由，证明文学不会灭亡。但他有些论述还不够有力。 　为“可怜的米勒老人”辩护

　　与李衍柱教授的观点相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研究员，我的一位年轻的思想活跃的同事和朋友。他认为，国内前一阵子针对米勒的批评，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因而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不交锋的“共鸣”。因为米勒借德里达的话在说“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的时候，还说：“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幸存者”就是说还存在，怎么是“消亡”呢？金惠敏对米勒受到的批评，深表同情：“尽管米勒的表达式惯有悖论，此处依旧，但其表意仍不失明朗、不致误读，而结果却是被误解了，误批了，甚至还影响了一些道听途说者。看来真该为可怜的米勒老人说点什么了。”于是，金惠敏以他的学术敏锐快速写一本书《趋零距离、拟像逻辑与语言主体——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部分章节已在《文学评论》发表 。我这里所评述的金惠敏的观点，均出之于此。
　　说误解，也对，也不对。米勒，特别是德里达的话，本有两面性。
　　金惠敏几乎完全赞同米勒。他批评别人误解米勒，只是表明他的一种立场而已。但他给米勒的辩护，大部分是有效的。他大体说出了米勒没有详细申说（也许限于篇幅）的关于文学“终结”而同时又“幸存”的理由。金惠敏认为:
　　历史上曾有多次宣布文学死亡而文学又的确没死。“但是文学活着这一不争的事实同时却也不能全然抹杀其‘终结’论的某种价值，因为‘终结’论者的每一次宣判都可能指出活着的文学不曾意识到的其已经坏死的部分；文学活着，但它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活着，没有更新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而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文学作为‘家族’没有‘终结’，而这家族之结构则在与时俱变。于今德里达再次宣判文学死刑，对于批评史上这类由来已久的做法，我们既不惶惑，也不愤怒；而是既然谁也无法在整体上解除文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细听听文学究竟因为其哪个部分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该当诛灭。”
　　噢，原来，所谓“终结”与“幸存”，是说该“终结”的“终结”，该“幸存”的“幸存”。米勒是这个意思吗？不管米勒是不是这个意思，但金惠敏的确是这个意思，而且金惠敏认为米勒是这个意思。倘如此，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且看金惠敏如何辩护米勒－德里达的“终结”思想。
　　他们认为，该“终结”的文学之所以“终结”，乃是因为这种文学的存在前提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是“电信技术王国”、“全球化”、“后现代时代”等等所造的“孽”。也就是米勒一再说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以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在“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尔语），文学将被重新定向；有的文学（即所谓该“终结”的那种文学）将走向“终结”。
　　电信时代对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和影响，金惠敏解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电信时代的趋-零距离”，一是“图像时代”和图像霸权的形成。 　“趋零距离”

　　　先说所谓“趋零距离”与文学终结的关系。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命题：“文学即距离”。
　　还须从德里达那里讲起。金惠敏认为，德里达宣告文学死亡，那垂死的的文学只是“所谓的文学……不是它的一切”，因此只是部分“死”、部分“活”，也即文学总在“方生方死”：就其“生”也，文学常在；就其“死”也，文学在劫难逃。而那要死的文学之所以“死”，一个原因是“距离”是否存在。德里达举出情书作为例证：情书作为一种书信其客观之必要性在于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存在有距离。而现在电信创造了“世界范围的联结”“对距离的胜利”，即麦克卢汉所说在电子时代、在交通、通讯、各种技术手段高度发展的时代，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以往被阻隔的空间、遥远的距离，极大地拉近了、聚合了，——或者说，距离被压缩为趋零距离。于是，情书的必要性（以距离的存在为前提）从根基上就被动摇或颠覆了。与情书相提并论，德里达谈到文学的可能和不可能：
　　在此没有文学，我的爱人啊，文学也与您无关。有时我告诉我自己您就是我的爱：那么它就是我惟一的爱了。我告诉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询问自己。然后您不再存在，您死了，就像在我游戏中死掉的女人，于是我的文学成为可能。但是我也知道——再者对我而言，今天早晨，这是关于知识的定义，我应该发表它——您安然无恙，听不到我絮絮叨叨的“我的爱”，活着，活着，活着，我希望如此，但是这样我就得放弃一切了，我的意思是，爱将回到我这里，您转向了我，您甚至让我听到我在说着什么当我说，向您说或者说给我自己我的爱。 
　　金惠敏评论说：从这梦呓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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