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制度）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界也不例外。反右运动的余脉不仅要终止电影艺术家的创作，还要对过去的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大跃进增长了电影界的浮夸之风，“两结合”则配合了粉饰形势的需要。
  1958年4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在视察“长影”后，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影片，说它们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提出要在银幕上彻底清除所谓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同年5月《文汇报》刊登的《电影必须反映党的风格》指出：“在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去年摄制的许多影片，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这些电影“公然在银幕上完全抹杀党的领导形象”，“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感情代替或歪曲工农兵的形象”。在康生的鼓动下，电影界、舆论界对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开展了大规模的揭批。195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的批判》一文，为这场运动命了名并将其推向高潮。这场批判运动中，1957年生产的影片一半以上被否定，许多影片遭到禁映，一批敢于触及时弊、富有创意的作品被迫作了违背艺术规律的修改。
  电影界也是大跃进的重灾区。1958年2月15日，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号召电影工作者“也要来个大跃进，以反映我们这个飞速前进的伟大时代的面貌。”（《电影事业也要来个大跃进》，1958年2月28日《光明日报》）电影局在制片会议上提出了电影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年放映四百万场的任务。各地大办电影厂与反映单位，以实现“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目标。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特点的大跃进在电影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给电影事业带来了物质上的损耗，而且在配合政治人物、背离艺术规律方面走的更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开始兴起的新民歌创作时说：“形式是民歌，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文艺界的一批领导和理论家将之总结概括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在文艺界广为推行，使之成为“我国文艺工作者努力探索并运用于创作实践的唯一正确的指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专门为配合大跃进政治任务、阐释“两结合”方法的电影作品，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种力图证明“两结合”正确性的艺术实践，沾染了50年代后期国内普遍弥漫的狂热浮躁之气，与真正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相去甚远。
 
  二、60年代初到文革
  1956年毛泽东提出“两百方针”带来的短暂活跃随着反右派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而消失无声，但由于创作上的沉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文艺政策又有所松动。在为迎接建国十周年的电影创作高潮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随后在文艺讨论和电影批评中，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和意见。而这些创作批评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观念日益强化的形势下，又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
  反右斗争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仍有被资产阶级颠覆的危险，加上接下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挫折以及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又为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提供了依据。在这种思路指引下，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公报中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也使得左倾文艺思想路线不断滋生发展，文艺界成为意识形态斗争首当其冲的选择。
  八届十中全会后对小说《刘志丹》的否定，实际上是文艺界开展阶级斗争的信号。1963年，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要求“在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上，必须以反映社会主义的生活和斗争为主，以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工农兵群众为主。” 这一理论曲解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目的是要否定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同年9月，康生诬陷影片《红河激浪》为反党影片，江青则一面抓“京剧革命”，一面和康生插手电影批评工作。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先后以文艺专家的身份出现在毛泽东身边，使政治批评逐步和阴谋政治结合起来，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63年和1964年间毛泽东连续发布了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包括电影在内的十七年文艺创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文联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许多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也否定了文化工作的领导部门和文艺队伍。在毛泽东看来，资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然先利用文艺进行反革命的舆论宣传，因此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保卫社会主义文艺阵地势在必行。
  在如此的政治背景下，大批文艺作品上了政治批判的黑名单，电影界也开始了“拔毒草”运动，《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影片受到了公开批判。报纸上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目的是要“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 。这些影片批判中比较典型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批评者以毛泽东两个批示的精神为指导，严厉地谴责了影片中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且找到了《北国江南》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和邵荃麟的“中间人物”之间的联系。
  1962年周谷城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文中认为“时代精神是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体”。对此姚文元撰文反驳，提出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思想和实践”，社会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从而把学术讨论纳入了政治批判的轨道。同年，邵荃麟提出了“中间人物”的概念，而这种观点在1964年也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用来和“创造英雄人物”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相对立。关于“人性论”，50年代“双百”方针出台时，曾有文艺工作者进行过探讨，如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电影作品中也出现过对人情、人性的描写。然而毛泽东反对写抽象的“人性”而强调鲜明的阶级性，他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60年代以后特定的政治氛围里，《北国江南》也就成了批判这些观点的标靶。
  在《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鲜明的导向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对党和革命人民的严重歪曲——〈北国江南〉阶级斗争的红线在哪里？》、《是宣扬阶级斗争？还是取消阶级斗争？》、《〈北国江南〉的矛盾观和文艺观》等一系列批判文章。这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革政治批判的演习，最终在文艺领域阶级斗争不断强化的年代，《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政治批评推上了阴谋政治的审判台，成为了特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进入文革十年，政治批评很自然地演进为汹涌的政治大批判，而且对此前十七年的创作批评，进行了几乎是彻底的否定。以江青等人起草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为标志，宣告了建国十七年的文艺“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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