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离家出走了，她从小生活在汉彝杂居的村子里，后来嫁到草坝子舅舅家，和她一样年轻的丈夫不随她到照像馆照相片，晚上也不陪她看电视，留她一个在空落的院子里。她曾跟我抱怨说山上太苦，手全都裂口了，每次背东西上山都要累死过去。听说她在东莞打电话给在县城工作的另一个舅舅说让家人不要找她。 镇上的人说，可以一眼分辨出背后山上下来的年轻人来自草坝子还是马鹿寨。那些衣着颜色深，表情腼腆的来自马鹿寨，而衣着色彩丰富，走路大咧咧，边走边东张西望的来自草坝子。 五、 总结：传播和他们的世界 不论是草坝子还是马鹿寨，传播和村民的生活都是一体的。传播的状况反映了当地人的世界，因为传播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人际传播来组合和割裂社区，通过群体传播来连接过去和现在，通过大众传播来向村民打开“外面”。但是这些传播方式并非单独在社区里展现，他们是的“共在”构建了一个社区自己的“传播环境”[10] ，和社区丝丝入扣地胶合在一起。 在关于人际传播的探讨中，我们发现草坝子和马鹿寨在选举方面有不同的偏向，在人际传播“火塘＋酒”的典型场景下，出现不同的特点。我觉得有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电和电视改变了草坝子过去由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的传播环境。 1、 通电5年，电视进入社区5年，首先改变的是村民的生活方式。 首先是劳作时间摆脱了白天和黑夜的自然支配，村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劳作。其次劳作时间缩短，猪草机等电器的使用大大减轻了养猪的劳作强度，节约了时间。但是节约的时间并未被投入以让村民养更多的猪，因为以传统的方式养猪一直是亏本的。高山彝民主要发展畜牧业，只有养牛羊马才是赚钱的，但是电并未给畜牧业带来变化。所以节约的时间大部分花在娱乐上面，包括看电视，聊天，打牌等事情上面。 还有一部分花费在小额贸易上，因为草坝子没有马鹿寨那么大的牧场，所有畜牧业限制大，一般每户人家有20－40只羊，牛马也不少家家都有。为了补贴家用，电器解放出来的妇女们开始从事各种小额贸易，比如卖时令蔬菜（土豆，萝卜，青菜，花椒……），加工汉区人喜爱的高山萝卜酸菜，买山珍等，草坝子有3户人家的女主人每周至少3次到县城赶集。这加强了妇女和外界交流的能力 [11]。而马鹿寨的妇女几乎不参加赶集活动，除了路途遥远之外，繁重的饲养任务让她们一年中很少有机会离开家 [13]。在我的访谈中，她们往往要求丈夫代替她们回答问题，或者做非常简单的回答。 2、 电和电视改变了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场景。 前面谈到，电带来的人际传播场景的高清晰度，呈现出更多信息，改变了人们交流时的感官比率，清晰的视觉会让人更清醒 [14]，感受更敏锐，行动能力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只能坐着说话”的决定，从而降低了人们参与交谈的积极性和交流的深度。而没有电的马鹿寨，坐在火塘边说话是最安全的行为，再加上视觉信息被弱化后，听觉变得敏感，于是交谈成为“投入最少产出最高”的传播方式。 我们还谈到了仪式上的群体传播，电视和电的加入改变了“热闹”的公式。彝族认为红白喜事办得好不好，就看来的宾客多不多，热不热闹 [15]。过去用诗唱来热闹，帮助大家度过不眠夜，但在草坝子，诗唱的地位正在被电视机代替 [16]，除此之外，电视提高了村民们“汉语”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人际传播能力，扩大了交流的边界，帮助草坝子妇女积极投身贸易。 而语言的替换是文化的替换，在草坝子常常听到妇女们和汉人交流过程中闹出的笑话 ，而类似的笑话在马鹿寨几乎没有人讲。在村小，孩子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造词”，也不懂自己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是什么意思。老师往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教导孩子们不要叫自己“舅舅”或者“某某的舅舅”，而是叫“老师”。 到目前为止，大众传播和其他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还没有到达高度的互动，村民们（孩子们聊的多一些）很少聊到电视里的东西，像“非典”，“攀枝花机场通航” [17] 等重要的新闻他们更多是通过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来完成的。 马鹿寨现在面临“生态移民”的问题，迁往哪里由村民自己联系。很多人都不愿意搬到全部是汉人的地方去，除了害怕处理邻里关系外，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放弃主要的经济来源――畜牧业，害怕搬到不能放牧的汉区，没有办法养家糊口。很多人不认为卖点小菜，水果什么的可以糊口，更不用说致富了。而草坝子的人特别羡慕马鹿寨能得到生态移民的指标，因为不仅能吃上几年“退耕还林”粮，而且政府补贴搬迁户6000元钱 [18]。听说是因为通了电，就不能以生活环境差而申请到政策性移民。 一个传统的社区也许就这样政策性地从地图上“擦”掉，他们以“大跃进”的方式一步踏入比原来社区，甚至比草坝子还“现代”的社区。因为他们太“落后”，因此他们得到这样快速“现代”的机会。草坝子因为赶上了这个镇“现代化”的“末班车”，只能跌跌撞撞但也“高高兴兴”地跟在全镇“现代化”的队列后面。这真是印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很早以前，马鹿寨的人看不起草坝子，因为那里的牧场差，后来草坝子的人看不起马鹿寨，因为那里没有电，现在草坝子的人羡慕马鹿寨的人，可以政策性搬迁，那么10年，100年后呢？也许早已没有这两个地方了，当地的村民会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注释： [1] 米易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米易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P52。 [2] 草坝子59名村民中50岁以上的老人有8人，18－49岁的有33人，18岁以下的有18人。 [3]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进行家族成员应进行的各种义务性交往，比如拜年，共同接待家族亲戚等。但是在非义务的交往，他们主要在选举形成的圈子内部进行。 [4] 如“看到大雁排行飞，女儿想妈想得痛彻心扉”。“大雁”是彝族人死后最想变成的东西，因为大雁每年南来北往地飞，这一来一回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园和后人。因此大雁往往代表对亡人，尤其是母亲的思念。 [5] 因为，他们唱的主要是留传下来的比较固定的韵文，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因此把他们称作“唱诗者”，学习唱诗有长期学习和背诵的过程。我采访了一个常被请去唱的人，他说自己带了两个徒弟，选的都是记性好的。而他则是跟一个老人学的，也在80年代彝文普及活动中学了一些。 [6] 而做得像汉族厨房样的小房间是专门煮猪食的地方。 [7] 用来装酒，或者衣物的柜子。 [8] 一位老婆婆看广告的笑话在这里广为流传：老婆婆有天严肃地问儿子，这电视怎么说天天死人呢？儿子不解，后来她指着“丝润，天天丝润”的洗发水广告对儿子说，不是在说“死人，天天死人”吗？大家很快就把这个笑话传遍了村子。这里的孩子在只有一年级的村小毕业后就到镇中心小学住校上学，村小老师必须用双语教学，教学才可能继续。到用汉语教学的中心校，他们的数学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几乎没有能把语文学好的。在村小，他们听到老师点名几乎没有反应，那个汉语符号和他们不是一体的。我看到他们课本上有“地球”这个词，我问他们这是什么，他们用彝语告诉我“就是地，圆溜溜的，我们就在上面住”。 [9] 我住在候家，电视开得较早，除了看新闻，我和外界少有联系。 [10] 和“媒介世界”、“拟态环境”相似而不同，如果说他们主要是指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而来的媒介产物的话，“传播环境”主要是指一个社区内各种传播方式，包括传播媒介共同构成的，镶嵌于社区中的信息流通结构。 [11] 我曾到村小代替生病的老师上了一次课，班上能听懂汉语的学生是一个常常随母亲赶集的女孩。她在班级上显得非常活跃。 [12] 大多数妇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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