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面八方随人们而来的信息在聚会上汇集，然后又随着回家的人传向四面八方，信息在此过程中被迅速地复制、变形、扩展。一个人带来一条信息，就可能带回20条信息。 我把这个过程理解成人际传播的裂变，除了信息的加速加倍传播之外，人际关系也得到发展。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仪式聚会上的群体传播，它对彝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不论是婚礼还是葬礼，一般都是通宵达旦热闹好几天，主人家会把客人安排在邻居家中，一般来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没有地方睡觉，所以大家干脆喝酒，唱歌竞猜（婚礼上“（du’ze’）－hou”，葬礼上“ce’－ge”，“（bo’zi’）－ti”），或者跳舞直到天亮。 可见，婚礼葬礼是彝族传承自己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将重点讨论仪式上的群体传播，这是彝族社会文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传播行为。 2、 作为彝族文化传播的媒介说唱艺术 如果说毕摩是彝族文化的“正规军”，以“窄播”的方式传承彝族文化的话，那么，婚礼和葬礼上的“诗唱人”则以“群传”“中播”的方式传承彝族文化。在传统的彝族社区没有大众传播，直到广播、收音机、录音机、电视的进入。尽管近年来，彝族歌手和彝族舞蹈等通过电子出版的方式在彝族社区传播，但传统彝族文化有自己的传播方式――各种仪式中的诗唱活动。彝族有种类繁多的诗唱分类，包括毕摩自己就有一整套唱经的曲子，非常复杂，这里不予论述。我主要说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的诗唱。 妇女独自劳作是抒发情感的唱叫“ya”（红色的表示动词，大致对应为汉语里的“唱”），哀怨而“高挑”的曲调，内容主要为思念母亲 [4]，述说自己在夫家的苦痛等。“ya－wu”指ya的曲子，一般而言是由妇女即兴填词，但是也有一些著名的曲子，比如“a’yi’nio’nio”是女孩出嫁前唱的曲子，唱一个女孩从生下来到老死的历程，唱彝族女性需要遵循的道德伦理，唱女性在这种约束下的幸福和痛苦，是非常的诗歌。 男性在婚礼上的诗唱叫“（du’ze’）－hou”，曲调悠长粗犷，内容类似汉族的猜谜，由新郎和新娘双方请能说会唱的“诗唱者”[5] 进行比赛，揶揄媒人或者互相揶揄，猜谜，胜者为其主人方争得面子。代表亡者舅兄（女的是兄弟，男的是舅家）的男性在葬礼上的配以铜铃节拍、宛转动人的说唱叫“ce’－ge”，述说亡者的一生，并为亡灵指导前往阴间的路。代表亡者女儿和侄女的男性的说唱叫“（bo’zi’）－ti”，唱天地世界的起源，各种神异的来源和生卒等关于宇宙、鬼神、人的起源的历史，坚持到最后的胜者可以获得奖励。此外，在葬礼上，以妇女为主的“唱哭”――哀切的曲调说唱亡者生前对人，对自己的好，听着无不为之动容，即使是听不懂内容的人也往往被哭者悠长哀切的声调感动。 这些韵文中充满了彝族的宇宙观，人观，待人接物的方法，各种道理，道德伦理等。还保持着中国《诗经》里记载的那种以唱诗代替口语的交流方式。“（du’ze’）－hou”非常类似刘三姐的对歌。歌词中除了饱含对自然世界的知识之外，更有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比如“上是天为大，下是地为大；世界人为大，人中妈妈最大；放的牛羊大，吃的大米饭最大；论辈舅舅大…树不大皮大…女儿出嫁日最大…”。因此，说唱者不仅斗志，也斗为人处世的艺术。“（bo’zi’）－ti”则和把人的死和宇宙的起源联系在一起，颇有尘归尘，土归土的轮回意味，充满对生命的积极态度。 这种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说唱，不仅表明彝族保持了诗歌传统的“消费”方式――在具体的场景中唱诗来表达情绪，进行交流，也表明诗唱是彝族文化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承，彝族社会道德规范得以在老百姓中传达的方式。这种竞赛性诗唱，抓住彝族人好面子，好斗，具有家族荣誉感等特点，成功地将抽象的文化和社会规范融入草根阶层。 3、 衰微中的诗唱传播 在我调查的彝族社区，第一代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大约是40岁左右，他们和传统社区的关系虽然有割裂，但远远不及他们的后代和传统社区的割裂来得猛烈。这群年轻人不再对诗唱感兴趣。我采访的年轻人当中只有10％能听懂诗唱的意思，大多能听个大概。婚礼和葬礼漫长无眠的夜里，他们选择唱卡拉OK，看影碟，或者跳从影碟上学的来自云南华坪地区傈僳族的“华坪舞”。于是这些仪式呈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老年人们端着酒碗，拥在烟雾缭绕的堂屋，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诗唱，或者和久未见面的亲友聊天，扯酒经。主人家请来诗唱者在接近堂屋门口的一块空隙上，一边喝酒一边卖力地唱。而院子里，年轻人要么唱各种流行音乐，包括著名彝族和藏族歌手的新派民歌，要么跳舞；小孩子们更多围坐在电视机前，哪里热闹看哪里；妇女们要么忙收拾要么站在院子边看年轻人们的表演，评头论足。唱累了的诗唱者也不时出来看年轻人的流行歌舞。 通了电的草坝子，几乎所有的红白喜事都是这样的场面，家里没有家庭影院的也要去借，他们说没有这个不热闹。 在马鹿寨，没有电视机，大家用录音机来替代，买上几大盒电池，通宵放各种歌曲，从彝人制造，山鹰组合到容中尔甲，从《青藏高原》到《把根留住》。 老人们说现在的孩子们不厚道了，“没头绪”（当地人最近流行的汉语，常常夹杂在彝语里，表示一个人做事没头没脑）。诗唱的场景对于年轻人来说的确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远了。没有几个年轻人看到大雁会想到那是亡故的亲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死后会变成大雁。到山上放羊砍柴，要么打牌打法时间，要么唱《青藏高原》，或者阿杜。更多的年轻人都渴望出去打工，放牧、养猪、种土豆玉米、早早结婚生子不再是他们心仪的生活。 但是，他们能走出大山的方式实在太少。读书考学校，花费巨大而且现在都不包分配工作，草坝子唯一的大学生就没有工作（西南民族学院毕业两年后才参加县里的考试，被录取后去车祸身亡，此事让当地人根本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几乎99％的村民认为最多读完初中，能写会算就可以了。 但是学校作为重要的群体传播媒介，对彝族的影响却非常巨大，本文不能涉及这么庞大的话题，这里仅仅说明，教育作为另一套文化和社会生活规范的传播，在孩子们7、8岁的时候就以全日制的方式占领了他们的生活，从此结构性地改变了他们和传统社区的关系，这是导致传统彝族文化和社会生活规范传播媒介衰微的直接原因。 这也说明，彝族文化和社会生活规范正在被现代社会结构性地改变。 四、 大众传播――半开的“潘多拉”盒子 1、 电视 当看到彝家院子里大大小小的“锅盖”――卫星电视接收器，觉得头上的天空“哗”地被揭开了。电视刚进入社区时，孩子们的眼睛无法从这个五光十色的“盒子”上移开，老人们无法解释那重重“魅影”是哪些人的灵魂。 不少草坝子和马鹿寨人早就在二滩或其他地方看过电视，但是进入自己的村子里的情形又不同了。 草坝子刚一通电就有宽裕的人家（我的报道人杨）买了电视。晚饭后，杨家就挤满了人，从村东头到南头，几乎倾家出动。用杨妻的话来说，每天早上起来扫地都有一寸厚的尘土。这是每一个电视刚进入的社区都会经历的，在草坝子也不例外。五年过去了，草坝子13户人家，拥有电视的有6户（6家在位置上刚好贯串整个村子），有2户人家固定到邻居家看电视，其他的也会不定时到邻居家看。 现在大家安装的是模拟接收机，只能收到8个台：CCTV-1，CCTV-2，四川卫视，云南卫视，贵州卫视，浙江卫视，山东卫视，中国教育台。以前还可以收到CCTV-7，但后来说是要换成数字信号的接收机，所以收不到了。我从县广电局了解到到2004年初就要实现卫星电视接收机的数字化。村民们对此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听说换成数字机后就可以收到40多个台。 在这里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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