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提供了一片“诗意栖居”的“家园”。

后一种情况较为曲折、复杂，一般而言，性能力的健全与否是确证自我的必要条件，对男性而言尤为重要，在《我的阴阳两界》中，它是划分阴阳两界以区隔“我们”和“他们”的一个最为显豁的界线和硬指标，然而，公众和社会舆论对性能力的分辨和鉴定以及相应的共识态度、对个体造成的影响等却尽呈悖谬和吊诡，换言之，（公认的却未必是真实的）性功能障碍反是维护个体自我的利器。

王二的“阳痿”是被病态的社会舆论和“性心理”诱发、虚构并“坐实”的一种生理假象，当他的男性性功能被判定为残缺时，其道德品质、思想意识、思维能力、社会地位、社交资格、婚恋权利等均受到质疑和歧视，成为被“阳”的世界驱逐和忽略的次等公民，但正是这种被弃境遇提供了主体自由的最大空间，穴居于地下室—“阴”的世界的象征——王二恰可自行其是，包括去做对正常人而言最为犯忌的事情，比如翻译虐恋经典小说《Story Of O》。当小孙矫正了他的“阳痿”，更确切地说，通过生理诊疗矫正、剥除了公众舆论对其性能力的判断谬误，王二“恢复”了性功能，并以之使小孙彻底告别处女之身，为其从女孩到女人的身份转变奉献了一份确凿无疑且触目惊心的生理鉴定——处女膜洞穿的血肉模糊的身体景观。从此，携带着性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个体在回归“阳”的世界的同时，其自由意志亦被接管和严密监控，同时，王二的整个生命，包括其性爱能力和质量，呈进行性全面萎缩状态——一种不可救药的真正病态。

《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放大了《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不愿为人”的王二的偶发病态，他以“性”的残缺和让度来换取自我的完整。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也常常出现男囚犯阳痿发作、女管教拯救被称为“二等兵王二”的王二的性器，施救的曲折和怪诞恰好说明，“病态”本身正是“管教”无能为力加以“管”和“教”的领域，真正的王二就栖居于这一邪僻、逼仄的空间。性功能的实现与身体其他器官功能的运行有所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体意愿，意愿虽不能建构生理能力，但可以制约和阻断性功能的实现。无论马大夫对王二实施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内科疗法”、“外科疗法”以及做“变性手术”的建议，还是管教对“二等兵王二”进行的类似本能反射的执行命令训练，都是针对性器官的任意摧残和淫威宣泄，并不能使之恢复到正常状态，只不过标志着外力对个体之身（并不成功）的主宰而已。矫正身体“病态”、恢复器官功能与改造个体思想同步进行，鼎力合作，故前者的失败喻示了后者的无法得逞、万难奏效，因此，性功能障碍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起着保护和潜藏主体意识的特殊职能，他将“二等兵王二”的软硬两种状态等同于人类历史的阴阳两个时期和现实生活中的阴阳两界，王二并不以其“软”自卑，他珍惜“软”所带来的那份不受干扰的“寂寞”，如其所言，“寂寞就是可以做一切事的自由”，“走进寂寞里，你就变成了黑夜里的巨灵神，想干啥就干啥，效率非常之高。你可以夜以继日地干任何事，不怕别人打断，直到事情干成。 所以，“寂寞纯黑如夜，甜蜜如糖，醇如酒。”这是王二“享受”“寂寞”的一面，同时，“寂寞”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忍受”，因为“你做什么都没人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理会”，所以，“寂寞中也有让人不能忍受的时刻，那就是想说话时没有人听。”

这种“寂寞”与西方社会充分个体化乃至因过分强调自我的独立和对受控境遇的极度敏感、排斥带来的个体孤独感有本质的不同，王二的“寂寞”是整个“阳”的世界对异类的驱逐和遗弃，是一种不公正亦不对等的群体施之于个体的单向排斥，而非个体交往中因形形色色的矛盾造成的互斥后果，因此，这是一种泰山压顶、难以克服的“寂寞”。王二的悖论性悲剧命运表现为“自由”与性器之“软”、精神之“寂寞”紧紧相连，这种“一个人的自由”是集体压制的结果，它以性的残缺剥夺了个体与外界最基本的交往，使王二成为“寂寞的自由”的主人和“自由的寂寞”的囚徒。

是“阳痿”，还是忍受“女权主义”之妻的专制，是忍受“阴”的寂寞，还是在“阳”的世界充当被抽打的陀螺，这是《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的两难困境，他往返一遭，不再逡巡，认命了，因为无论其“软”其“硬”、在“阴”在“阳”，都无法安妥一颗自由不羁的灵魂。

三、作为“自性特征”和“统配资源”的“性感”与“快感”

当“性爱”和“性欲”作为被“革命”等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统一管制和分配的资源时，其自性特征——比如，性感、快感——便不由自主地被掩藏和格杀掉了。可以看到，X海鹰的标志性外貌特征是她精心梳理以使“发缝”绝对处于“头顶的正中间”的两条发辫，这种一丝不苟、绝无误差的对称性，是板正、持重的“干部”品格的符号化，或者说，“干部”的类性塑造了X海鹰这种“傻呵呵的模样”，即使在“性交”这一极度私密以及身体极致的彼此拥有过程中，这副“模样”也成功地保证了“革命”的严肃性，以其“生涩”拒绝生命的欢愉，始终维持着“爱憎分明”的界限感。“性感”的身体以及对性征的聚焦与书写常常被视为“革命性”和“正确性”的死敌而受到严格管制和禁锢，王小波对两种极端荒唐和荒诞的情况都有极尽幽默和讽刺的描写，仅以女性的乳房为例，前者化为《2015》中罩在出场接受鞭刑的“蓝毛衣”的两只裸乳上的警帽，后者呈现为《南瓜豆腐》中关于“小朱”身体叙事的不断升级的“格调化”处理，从“一对半球形乳房”到“绵亘着一个曲面”再到“旋转抛物面”直至“曲面方程”，随着“格调”的拔高，“小朱”从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变为“一堆公式”。这些突出反映了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话语的暴力，藉驱逐、改写女性之躯的”性感”使“人”发生“异化”和“物化”。

对性征的抹平和对性感的压抑与排斥曾经是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流性话语中有关性别平等的一个表征和证据，它导致了以服饰的式样和色彩、发式等极端统一和同化的“中性化”的特征，“男女同化”使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失去了更多的性别展示的权力，为了“在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同一性’中消除差异”，女性较之男性受到更多约束和质疑，“在外表上哪怕有一点点性感的表现（特别是女性）都足以引起无耻和不道德之类的怀疑。奇特的衣服就是道德败坏和思想不纯洁的象征”《黄金时代》中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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