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的身体景观的依次呈现，凸显了其作为工具的价值，此时的王二已被压缩为一个仅供调遣和消费的性符号，他的主体意识受到强奸和蹂躏的残酷程度远甚于X海鹰臆想中承受的肉体凌虐。

王二是类似俄罗斯套娃的“玩偶”系列中受到禁锢最多、最为无力的一个。王二意识到“摆布”加身的真实处境时，他身体的应激反射是“阳痿”，这一突发的性功能障碍与“武斗”时期因性禁忌而呈现的“不能为人”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不愿为人”，是对“玩偶”身份的敌视与背叛，试图以自我阉割的方式达成对自我主体的救赎。

作为X海鹰的“奴隶”，王二要在其日益“简约”的指令下完成所有标志自己屈从的身体受虐和精神受辱的“科目”，包括“性”，但也唯有在“性”的领域，他以与X海鹰截然不同的对“X”的想象——比如爱欲实现和真正的“强奸”，坚守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即，他不是X海鹰臆想的“狠心的鬼子”，而是正在受帮教的前途未卜的“落后青年”。只因其“命”掌握在X海鹰这样的革命者手里（如果X海鹰认定对王二帮教失败，后者将被送进“学习班”一一种更严厉酷虐的规训形式），故而其“性”不得不出让，被迫处于随时等候征用的待命状态。

王小波进而将“食欲”与“性欲”这两种基本人欲在革命时期被管制和扭曲的情况加以对照，呈现主体被“摆布”的境况：“在革命时期，有关吃饭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的饭叫忆苦饭，故意做得很难吃，放进很多野菜和谷糠，吃下去可以记住旧社会的苦。还有一种饭没有做得难吃，叫做思甜饭，吃下去可以记住新社会的甜。一吃饭就要扯到新社会和1日社会并且要故意，把我的胃口都败坏了。在革命时期有关性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引诱，干出苟且的事来。假如一种饭不涉及新社会／旧社会，一种性爱不涉及革命／不革命，那么必定层次很低。这都是些很复杂的理论，在这方面我向来鲁钝，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领域，长成了一个唯趣味主义者，只想干些有难度有兴趣的事，性欲食欲都很低。我克制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都被人败坏了。”不言而喻，正是由于附加、粘滞于基本人欲之上的革命寓意，特别是后者对“食欲”与“性欲”的意识形态分类和修葺，破坏了基本人欲的完整性、自在性和合法性，阻碍了欲望的正常表达和实现，直接造成了欲望主体的被动以及二元对立式的分化，自我认同出现多重混乱，针对基本人欲的种种禁限与格式化诱导构成侵蚀个体自觉与自由的相反相成的外力，致使毡巴不能长大，致使X海鹰视暴力和强迫为实现和表现“崇高”的性元素，致使王二“不能为人”和“不愿为人”，这些被划分了等级的人欲诱使每个个体在趋利避害原则下作出政治倾向性正确的选择，在因“政治正确”而得以在革命时期安身立命的同时，合理的人性受到挤压，被迫岔向偏畸之途，主体在审时度势的“克制”和“胡乱编派”的混杂中不得不呈自我萎缩和自我消解之势。

这种悲剧困境更深刻地体现在王二试图摆脱“革命”这一强悍的“他者”、实现自我救赎的近乎无望、收效甚微的努力中，需要强调的是，王二与“姓颜色的大学生”的交往是在X海鹰迫其坦白的“帮教”过程中以回忆的形式渐次呈现的，其间夹杂着评判者X海鹰对叙述者王二的训斥和诱导，不可避免地使叙事者的本意和叙事本身发生变形。“革命”加诸二人关系叙事的约束力量欲使“性萌动”本身显得更为斑驳陆离、残缺破碎、萎琐晦暗，作为当事人和叙事者的王二则力图保持性情萌发的本然和纯洁，在X海鹰的质疑、呵斥、羞辱、诱导下，王二的“回忆”不断受到干扰，重述的过程即改写的过程，被强奸的不仅是王二的身体，更是他的主体意志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致使彼时的王二“不能为人”，有关其“不能为人”之种种更落实为此时身为“被帮教者”王二的“罪行”证据。“革命”对“性爱”的歪曲和极致剥夺，使王二一方面后悔当初不该“把自己的熔点估计得那么低”，竟将“无性的性爱”置于若干年后补行的大张挞伐的荒谬和尴尬境地，另一方面，王二进行自我确证和救赎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仍是“性爱”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X海鹰告诉他“我好像在你手上死了一回”时，他感到的是“满意”和“幸福”，然而，这种感觉仅存在于“梦”与“醒”倒置的X海鹰短暂的“梦”“醒”转换的瞬间，更多的时候，王二只能在梦里以“强奸”的方式曲折传达他对X海鹰的真实的报复性的爱欲—一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我就这样地爱X海鹰，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288王二反对X海鹰将他们的关系“定性”为“强奸”，但又不得不援用其所反对的关系命名进行“以恶抗恶”式的自我救赎，他只能在这一无法破解和超脱的悖论中愈加沉沦，这种充满暴力的爱欲想象较之X海鹰对二人关系的“定性”固然是一种反动，但它仍然是备受曲解和畸化的爱欲，二人较量的结果是使性事和对性事的认定僵持于折衷状态：“这种事的结果是我也没有捆着她，她也没有吻我；就这样凑凑合合干了，而且双方都不满意。” 352由此观之，正常的性爱付之阙如、难以企及乃是革命时期的惯常产物和常态现象，由于在“性爱”上的触礁，使青春期呈现胶着于此、无限延宕的特点，个体的“长大成人”也成为遥不可及、残缺难圆的幻梦。

二、对“性能力”在主体建构中作用的辩证分析

在王小波笔下，“性能力”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正常和自由的展现，一种是病态和残缺的暴露，两者都在主体建构和救赎中发挥着积极效应。

前一种情况代表了王小波心目中“性”所应有的正面意义，往往以诗意的笔触娓娓道来，比如，《黄金时代》中，多次写到王二与陈清扬“做爱”时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 这里“性”的舒展尽兴与“人”的存在自由相互迭合。王小波常常以对男性“性器官”的“直露”描写给读者带来震惊的阅读效应，也藉之喻示了主人公“性能力”和生命力的强旺。为了强调“性”类似“草长马发情”的自然与“真诚”，植物与动物频繁被引入“性叙事”的片段，比如，作者写到王二与陈清扬在山坡上像两只海豚一样“连在一起”，“性”的娱乐功能构成主体所追寻的“生存美学”的重点，特别是在道德质疑和政治高压下，“性”冲破重重阻力和诬陷，以其完整和美好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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