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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张恨水客居在陪都重庆，一方面，他从自己全新的客渝生活体验作笔，“幻想”和“叙述”着他的重庆人生，以重庆为创作背景，从“下江人”的视角打量着重庆的人与城，为我们塑造了一幅栩栩如生而又充满寓意的重庆形象图；另一方面，正是当时张恨水有了这种独特的重庆生活体验之后，笔者发现重庆形象对其后期的创作艺术产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具有有一种重塑作用。

关键词：张恨水；重庆形象；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 2010) 01-0072-05

一、前言

张恨水是中国小说史上创作最丰的小说家，各种作品多达110多部，共计3000余万字，在重庆八年抗战中就达800余万字，享有广泛的社会声誉。著名学者刘半农称张恨水为：“当今的小说大家”，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称他最突出的地方是在“章回体，笔记小说的改良方面”，“写得比刘鹗与吴敬梓还好”。“张恨水现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话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根据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统计来看，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放在了他前期的言情小说方面，而对其后期具有社会批判性兼生活体验性的作品则关注比较少，尤其是从地域文化空间的角度来关注其作品与重庆的城市形象的关系。

西南大学文学院的肖伟胜，李怡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 -书中的《张恨水四十年代小说与重庆》一文从巴蜀文化视角着手，着重探讨了张恨水1940年代小说与重庆的关系，对重庆形象已经有部分展示；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尹莹在她的《重庆形象的文学表达——张恨水创作的另一种意义》中从意象分析的角度阐释了文学表达的意义，但阐释欠充分。两者都忽视了重庆形象对其后期风格的重塑的这一具体论题。然而文学史永远是一个过程，而张恨水是现代中国最有文学过程感的作家之一。1938年1月张恨水先生到达重庆，1945年12月离开重庆，重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重庆南温泉桃子沟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客渝生涯，使他对寄身托命的山城有了深切的生活体验，于是才有了这些以重庆为背景的文字的产生。

独特的“重庆形象”进而引起了人们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具体期待。重庆是二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陪都，是远东战区和国共合作的指挥中心、文化中心。现在又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长江上游西部的门户和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名城。因此，笔者主要将重庆地域界定在重庆主城区。那么作为小说大家的张恨水，又是怎样展示重庆的人与城，别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城市文化性格，这种努力的背后，作者塑造重庆形象的有何寓意，以及重庆形象对其创作风格有何影响，将是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阐释的重点。

二、重庆形象：下江人的生活体验与重庆想象

张恨水笔下的重庆形象主要是通过下江人的生活体验与他离别重庆后对重庆所进行的城市想象来呈现的。主要是通过人与城来展现重庆的精气神，“人”主要是通过对具有不同风俗、生活风貌的下江人与重庆当人的对比描写来展现，而“城”主要是对充满寓意的重庆化符号的描摹来展现。

在张的笔下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作品主要展示的是自浙沪一带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他在《重庆旅感录》中这样写道：“四川谓客籍者为下江人，其人苟不能操西方官话（川滇黔），虽然来自甘青，亦在下江之列。又川谚谓下方日脚底，故下江人又称之日脚底下人，苟客不悉其由，乍闻之，必当勃然色变。……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也”。在下江人眼里重庆当地人比较“土气”。“四川人，来得阔，穿长衫，打赤脚”，显示出重庆人的豪爽与坚忍。重庆当地人穿戴风俗独特：“川人无论男女，喜头缠白布，十九赤脚草履，在寒冬时，上衣长袍，下赤双足。”显示出重庆淳朴而剽悍的民风。而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下江人多是家庭显赫的贵族，投机倒把的商人，斯文儒雅的文人，漂亮的交际花，他们迫不得已随着国难漂泊到重庆。张恨水的《巴山夜雨》、《牛马走》、《傲霜花》等有关重庆的“国难小说”都是以“下江人”的叙述视角写的。重庆人勤劳朴实，生活艰苦。他在《重庆回忆录·摇曳空箩下世人》中写道：“在华北看小贩无往非车，在四川看小贩则无往非担，日盖山崎岖……此项负担小贩，常黎明入市，对碟挤箩筐中，高与扁杖齐……头额汗未干，拖起疲劳之步”。

这种下江人视野下的重庆，是有其用意的，笔者认为张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胜，只能走马观花地注意到重庆文化的表皮而不可能根植到本土中去，下江人对本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不适应的痛苦感。但无论是下江人还是重庆当地居民，张恨水对重庆当时“骄奢淫逸的贪官污吏，投机倒把的游击商，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占便宜的小市民，‘漂亮’的交际花”等众生的态度是批判的，对清贫而苦闷的知识分子和下层老百姓是同情的。他在《牛马走>、《纸醉金迷》、《巴山夜雨》中对这几类人物形象都有刻画，剖析了国民性，揭露了社会丑态，唤醒了国人的良心支持抗战。

重庆形象的“外衣”主要是通过重庆的文化符号来表现的，而笔者发现这些文化符号的背后的不纯粹，充满着寓意。

就房屋来看，“风雨吊脚楼”、“茅草屋”是当时重庆居住苦难的文化符号。他在《待漏斋》一文中这样写道：“所居茅屋，入夏为暴风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补之，则辞以无草。盖乡间麦秆，既已售尽……床前无处不漏，亦无处不注。妇孺皆瓦器磁盆接漏，则淙淙铮铮，一室之中钟鼓齐名”。《巴山夜雨》开篇就写道：“这屋子虽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茅屋一带的人，可不是天生下来就住着这种茅屋的。他们以为这种叫做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多么戏谑的文字，风雨吊脚楼带给了他水深火热的痛苦。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类似的语言来描摹吊脚楼和茅草屋。然而，张在小说作品中也多次描写到达观贵人的豪宅公馆，例如《巴山夜雨》中的方院长有好几处公馆，自己经常不住公馆，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副官。他把这种风雨吊脚楼和公馆加以对比，从而揭示出重庆贫富差距之大，透出作者强烈的“惟富不仁”的思想。

离开重庆后，他对重庆进行了回忆和想象。在《山城回忆录》中写道：“重庆战都也，不可忘，且其地为嘉陵扬子二江中之半岛，依山建市，秀乃至奇。又川地，山河四阻，业而下，民风颇异于江河南北，离川二载，转念思之，为写山城回忆录”。在张的心中重庆是民风独特、风景秀丽的僻壤之城。对于在平原住惯的张恨水来说，山给他带来了痛苦。《山城回忆录·无处不爬坡》中这样写道：幼读李白蜀道难之诗，闭目沉思，深疑是难不可想象，实则其在难，而不在险。盖川中山地，取石易径，大道小径，均曡长石为坡，无险不可登……上下石坡上千级，令人气踹”。山是张恨水笔下最显著的重庆地貌符号，也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形象。重庆是闻名遐迩的山城，加之是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码头城市，故多坡，多台阶，人们每天的出行都免不了爬坡上坎，然而重庆又是一个离不开“挑“抬”和“拉”的城市，这种爬坡上坎必然造成人民如牛马般的痛苦。作者站在小市民的立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关注着靠挑的小贩，靠抬的轿夫，靠拉的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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