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步当车》中这样写道：“山城多坡，马路鲜有半里平坦者，设不轿而车，深令人上下艰难，其上也，人力车夫弓如落汤之蛇，颅与车把，俯伏及地，轮如胶粘作蜗牛之移动。……重庆谓为安步胜车。”写出了当时重庆人力车夫生存惨状，有钱人对贫穷苦力者的残酷剥削，车夫几乎是牛马般地在供人驱使，重庆是一座可悲可悯的牛马之城。

这种书写范式下的劳苦大众形象，正是对苦难重庆的有力揭示。显然这是有十分明显的寓意的。对于具有“民胞物语”精神的张恨水来说，其一，表现出他对人民生活状态的关心，关心底层人民的命运。其二，由于张始终保持政治的中立，又面临当局的文字审查，所以用这种方式是既可以规避现实的政治干预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其三，这是生活担子压力的一种隐射，借知识分子亚雄和西门博士的口吻，宣泄出自己的心声。在《牛马走·抬轿者坐轿》中亚雄说：“轿夫不过是抬着人家走一段路，我们抬着上司走一辈子的路，轿夫是抬着人家走眼前看得见的路，我们是抬着上司走那个发财的路，轿夫自然是苦，可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丢下轿杠不抬，我们不抬还不是那么容易。我坐轿子到处跑，也无非是把轿子抬人，我不要人抬，我也不去抬人……难道念书的人，他不知道拍马是可耻的事吗？”西门博士在《穷则变》说：“我们用脑子去抬人，混的就是两个饭钱”，知识分子在挑生活重担的时候，被现实压得扭曲了灵魂。《纸醉金迷》中的魏端本在抬上司这一顶大轿的过程中不慎而深陷囹圄，丢了饭碗和老婆。在作者看来，当时重庆清贫的知识分子，为连轿夫都不如的“双重牛马”。

重庆全年多云雾，日照少，秋季阴雨绵绵，雨、雾作为重庆独特的自然意象，是重庆形象的重要“构件”。

然而雨和雾是具有深层寓意的，这是因为作者处在特定的时代，雨雾成了写作思想和环境烘托的符号。就雨的寓意来看。首先，表现出一种故乡情怀：“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作者借李商隐的诗句在《巴山夜雨》中表现出一种浓浓的故乡情怀，希望早日结束抗战，重返故乡。其次，雨是灾难的象征。张恨水这样描述在阴雨下的待漏斋：“竹片夹着，黄泥涂起来当做屋子的墙，再将活木架着做梁柱，把篾片扎了，在山上割些草，盖着屋顶，”后来他干脆把这种房子叫做“待漏斋”。

就雾来看，首先，表现出知识分子精神苦闷。他的作品中的雾使人扑朔迷离、精神焦躁。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南泉、区庄正、唐国安、谈伯平等人每当心情苦闷的时候，其作品中雾的描写便出现了。其次，另一方面雾又是当时整个重庆社会的隐喻，他在《牛马走》开篇这样写道：“天空结集着第三天的浓雾，兀自未晴，整个山城都罩在漆黑的一团里面。”在《巴山夜雨》的结尾：“眼前的浓雾依然浓重，四周又侵入了黑海……长夜漫漫的”这是作者在小说中对重庆社会黑暗的渲染。昏暗的“雾重庆”笼罩在《八十一梦》、《牛马走》、《纸醉金迷》、《偶像》等暴露重庆黑暗的作品中，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腐败。“雾重庆”交叠着一幅幅五花八门的社会丑图：官吏拼命抢钱，不顾人民死活，投机商操纵市场巧取豪夺，军官们利用武力走私、统治者、剥削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官商沆瀣一气，大发国难财；市内物价飞涨，物资短缺，老百姓啼饥号寒，哀鸣遍野……凡此种种使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张恨水愤懑难忍，在他笔下的重庆社会形象犹如一幅幅讽刺漫画。他在《八十一梦》自序中说：“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三、重庆体验与艺术风格变化

丹纳《艺术哲学》将“种族、环境、时代”并举，强调三者关联的紧密性。同时我们也知道“文艺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是重庆的生活地域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迫使他风格改变，他改掉了前期“鸳鸯蝴蝶派”的风格，而偏重厚重的现实生活苦难。张自己也曾经这样说：“抗战使全国人谋求生存，但每月的日子怎样度过，又是前后方人民迫切感到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就没有持久的生存了，所以我的小说是靠这边写。”文学评论家杨义曾说：“作为通俗大家的他并没有画地为牢，拖着他自以为是驾轻就熟的一些程式，不愿意向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伸出头来”。他伸出头后，兼取他长，呼吸到了现实的新鲜空气。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章回体小说得到改良，转向了具有浓烈现实主义风格的新小说，走出鸳鸯蝴蝶派中才子佳人的固定模式，虽然风格依然多样化，但作品以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暴露和讽刺特点的居多，有很高的思想深度。张恨水在抗战期间的小说虽然不及其前期的丰富，但自客居重庆以后，他的艺术视野变得开阔，引起人们刮目相看，使他真正走向了“叙述人生”和“在幻想中叙述人生。”这位创作力异常旺盛的作家一旦脱离旧派小说编织故事的路数，就以其丰富的审美视角来观照重庆千姿百态的历史、社会和人生，这是时代和环境的要求，是其生活体验的结果。在后期他着力社会经济和生活视角，《负贩列传》、《魍魉世界》、《第傲霜花》这些作品有力地鞭笞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混乱、投机成风、醉生梦死和由人际关系颠倒而出现的斯文扫地诸类的社会灾难，可以说是一幅生动而真实的重庆形象图，具有高度的文学、民俗、历史价值。

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平任《新民报》经理。此时俨然作为一个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那个时期的社会崩溃史的观察，依然是严峻和清醒的。

首先，他对现实主义艺术视野的铺展，表现在对社会层面的迁移上，在重庆生活时期作为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他长期接触中下层的小市民，导致他创作视野的移位。从《金粉世家》到《牛马走>，社会视野由上层移向中下层，带有更浓郁的平民化和生活化的色彩。《五子登科》是张恨水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讽刺北平汉奸的又一部力作。《雨霖铃》写一位从重庆回北平的男青年，经过八年抗战，怀着对未来憧憬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谁知与他有婚约的女友为现实生活所迫，瞒着他做了京剧女艺人。《一路福星》写抗日胜利后，一个团体坐长途汽车从重庆出发，经川、黔，湘、鄂四省的经历，从而张开了现实人物的刻画网。《玉交枝》暴露江南农村的地主贪婪，农民的贫困。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都是很强烈的。

其次，渝味儿元素的加强，创作题材多来源于发生在重庆的人和事。自张来渝以后所写的有关重庆的作品，都是以重庆的地域文化元素作为描写内容，张恨水的重庆口感变重。《纸醉金迷》、《巴山夜雨》，《山城回忆录>、《重庆旅感录》是作者返北平以后，以回忆的方式进行的创作。其作品的重庆风味儿十足，其大大小小的重庆地名不说，令人欣慰的是他以重庆方言坚持创作，这也可以说是重庆内在本质文化对张恨水创作改变最显著文化印记。这些地道的重庆方言充斥于张在重庆抗战时写的每一部作品中，展示了重庆方言的魅力与神韵，这也可见后来张对重庆方言的熟稔程度。重庆方言以文学作品的方式为外界所知，是对重庆文化的有力宣传。

最后，言情模式的转变，体现在对现实婚姻情感的关注上。在19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中，这种才子佳人的言情模式似乎隐退了，它嬗变成了一种夫妻生活描摹。笔者认为这与抗战时期的重庆苦难生活与人们的阅读接受有关。战争打乱了人民的生活，导致了人们心理的扭曲，当然也扭曲了夫妻生活。早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