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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铨主要活跃在1920 -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本文试图从对陈铨的小说创作研究、民族文学运动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三个方面梳理陈铨研究的现状，总结陈铨研究所取得的实绩和不足。

关键词：陈铨；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 2010) 01-0068-04

陈铨主要活跃在1920～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他在1920年代末以长篇小说《天问》登上中国文坛，从此笔耕不辍，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1940年代，陈铨与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组成“战国策派”，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写下了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的论文，进行了大量的戏剧创作。学界对陈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本文试图从对陈铨的小说创作研究、民族文学运动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三个方面梳理陈铨研究的现状，总结陈铨研究所取得的实绩和不足。

一、陈铨小说创作研究

学界对陈铨的小说创作研究是伴随着他的小说创作同时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上。陈铨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天问》、《冲突》、《死灰》、《彷徨中的冷静》、《狂飙》。1928年，陈铨的长篇小说《天问>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著名评论家常风说《天问>在初次刊行的时候“引起了文坛相当的注意”。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克服了长篇小说结构松散的毛病，其艺术价值在于结构严谨。如《新月》连续刊载了这部小说的广告，广告语写到：“《天问》…思想精纯，结构严紧，描写清切，分析细微，理论透彻”。顾仲彝认为在当时的长篇小说新作中“最满意的长篇是《天问》”，因为它克服了长篇小说结构松散的毛病，自卷首到卷末“前后照应，线索分明”；但该小说的缺陷在于大多数人物形象比较模糊。余生（吴宓）认为陈铨的长篇小说创作吸收了西洋小说创作的技法，使得该小说具有结构严密、人物生动、环境丰备、文笔流利等优点。这是最早的将陈铨的小说创作与西方文学进行横向比较的、较为深入准确的文学评论。

陈铨的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及其留学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冲突》和《彷徨中的冷静》出版后，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评论者将这三部长篇和陈铨的《天问》相比较，皆认为它们在小说的结构艺术和人物塑造上的艺术价值没有《天问》高，如黄照、常风认为《彷徨中的冷静》存在诸如结构松散，人物对话显露出明显的作者痕迹，人物不鲜明等弱点，是一部失败之作。

陈铨1942年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狂飙》是他为其民族文学运动写作的范本，辛郭将这部小说与《天问》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这是一部陈铨的“精心之作”，充满了与《天问》相同的“英雄与美人的崇拜”思想， “表现着一种同样的激情的反抗行为”，人物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他还认为这部作品存在前后思想内容人物性格不一致、人物对话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对话干燥而累赘等弊病，但肯定了《狂飙》绝对是陈铨所“表现的‘民族意识’非常鲜明、强烈、值得说是‘民族文学’的一部有力的作品”。

这一时期对陈铨小说创作的研究集中在对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而对其长篇小说的思想美学研究则绝少涉及：另外，陈铨的短篇小说创作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谈不上对他的小说创作整体的观照和文学史的定位。

1949年以后，学界对陈铨的小说创作研究突破了之前的单部作品研究，逐渐开始对陈铨小说创作进行整体研究和文学史的评判。文学史家司马长风首先肯定了陈铨小说家的地位，认为陈铨是“(1930年代)六大小说家”之一，指出“作者的文字轻妙，结构匀称，在笔法和意境上都自成一格，有大家风范。”学者杨义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辟一节，将陈铨的小说创作纳入四川乡土作家群中进行考察。他认为尽管陈铨的小说“描绘了半是雄浑、半是绮丽的川南风光”可与李劫人、艾芜、沙汀的四川风光描写相互掩映，但他的思想取向和审美个性却是“出入于新月派和京派之间”，其小说构架上有“爱情故事和社会哲理”两个轴心。这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陈铨的长篇小说创作纳入文学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整体研究。潘显一则对陈铨的生平和文学创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介，并第一次将陈铨的短篇小说创作纳入了研究视野。他指出陈铨的文学创作有两种主题：一是抗战题材中流露出的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二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生活的描写，来揭示社会与人性的阴暗，来反抗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压迫，进而探寻国家落后与人民受难的根源。这一时期对陈铨小说创作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和全面，对他小说创作艺术价值的考察从小说技法层面逐渐过渡到小说主题思想的探究。但对陈铨的短篇小说创作的研究仍然较薄弱，且研究的方法还局限于传统的主题学。而宫富[IO]借助叙事学理论考察了陈铨的《天问》和苏童的《米》，认为在两个主人公都是主体接受者，他们对客体的追求都体现为理想的实现。这种方法在开辟陈铨小说研究的新方法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陈铨“民族文学运动”研究

1940年代，作为“战国策派”主力干将的陈铨提出了“民族文学运动”的口号，为此写作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进行了文学创作实践。由于“民族文学运动”口号的提出与国民党当时的文艺政策有一定契合，且理论多来源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所以遭到左翼阵营的口诛笔伐。如欧阳凡海认为战国派的文艺思想是其一系列法西斯思想中的一部分，天才论、英雄论等“是尼采反对人类平等的贵族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戈矛、洪钟等皆指出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是法西斯的应声虫和帮凶。杨华认为陈铨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其实早在1930年代黄遐震的小说创作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是为侵略叫嚣的文学，是“我们”要反对的。章汉夫指出：“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是对内反民主（是希特勒主义的），对外是暴力主张侵略。这些研究虽然看到了陈铨文学思想中存在的德国影响特别是尼采思想的影响，但由于这种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因而这种评价显得偏颇，没有区分出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法西斯思想在本质上的区别。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陈铨当年所提出的“民族文学运动”理论重新回到学界的研究视野中，但学界对这一理论的评价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陈铨所提出的“民族文学运动”虽然与国民党当时的文艺政策有一定区别，但其被国民党当局收编和利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倪伟认为战国策派是国民党拉拢文化人来为其“抗建”的民族主义旗帜撑面子的一个典型，陈铨在重庆时期所取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被拉拢的结果。这种思想明显沿袭着左倾的思路，没有给予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客观公允的评价。另一种理论则认为，陈铨提出的“民族文学运动”和当时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有本质的区别，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不应忽略的一部分。如江沛在其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中为“民族文学”专辟一章，对其理论进行探讨之后得出结论：“战国策派学人强调的‘民族意识’与这一时期陈立夫、张道藩等人从现实政治角度提出的‘民族意识’形似而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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