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实异，是指崇尚自由主义理念的战国策派学人，并没有从对‘民族意识’的提倡演进到对国民党集权政治的绝对服从上”，并指出对两者不加区别“是战国策派学人屡被诟病的根源”。王学振则进一步指出国民党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具有法西斯的性质，而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种平等型的民族意识，两者有本质的差异。叶向东等肯定了陈铨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丁晓萍认为陈铨倡导的“民族文学”是“战国策派”文化重建构想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已经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纳入到了文学史中进行整体观照，解析出其文化和思想上的积极意义。近年来，对陈铨的民族文学观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视点和新的方法。白杰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入手，提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民族文学运动”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质疑和误读的这种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体现了文学话语的增值效应。叶隽在其专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中将陈铨作为个案研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陈铨的民族文学观与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之间的关系。从文学与文化的意义到话语本质和渊源学的研究，拓宽了陈铨文学思想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有利于我们对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作出更客观公允的评价。

三、陈铨戏剧研究

陈铨后期的创作以戏剧为主，绝大部分是为其“民族文学”理论写作的。批评界对他的剧本创作关注的焦点在《野玫瑰>上，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对垒、评论态度冰火两重天的局面。陈铨的《野玫瑰》创作于1941年，它的上演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国民党意欲借此来巩固自己的文艺防线，便对其进行大肆褒奖，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授予该剧“剧本三等奖”；而左翼阵营则解读出了《野玫瑰》一剧对法西斯主义的宣扬，认为它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予以猛烈地抨击。如颜翰彤认为该剧“隐藏了‘战国派’思想的毒素”；方纪和谷虹认为《野玫瑰》传播着汉奸理论。虽然在论争中也涉及到该剧在创作上的一些优点和不足，但对陈铨剧本创作的批评主要是对其思想倾向的批判， 《野玫瑰》的论争实际上最终演变成为了一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斗争。左翼在批评陈铨的《野玫瑰》一剧时，通常将剧中人物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王立民、夏艳华虽然是两个敌对的力量，但实际上都阐发了作者所倡导的尼采的权利意志和英雄崇拜等思想，特别是剧中对汉奸王立民这个角色充满了同情，是《野玫瑰》在人物塑造上受左翼诟病的根源。

陈西滢则比较中肯地评价了《野玫瑰》在创作上的得失，肯定了其在塑造汉奸形象时没有落入俗套，而是将其描写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也指出该剧在创作中的一些不足，如三个特工集中在一个汉奸家而彼此不知情等这种戏剧情节编排上的漏洞。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陈铨戏剧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野玫瑰》的论争上，意识形态的批评多，艺术角度的研究少。

1949年以后特别是新时期，学界对战国策派的评价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给予了其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对陈铨及其剧作的评价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对其剧作本体的艺术研究。这个时期学界首先是厘清了关于《野玫瑰》的论争。何蜀对《野玫瑰》与大批判的关系进行了史的剖析，对其批判的观点发出了质疑。李岚通过对《野玫瑰》论争过程史的勾勒，剖析了这场论争背后所蕴藏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当《野玫瑰》摆脱了政治论争的载体而作为文学本体呈现时，它的艺术得失和文学史地位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文天行认为陈铨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其戏剧创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作品不应属于汉奸文学而应属于抗日反汉奸文学，是抗战文学中的右翼，是抗战文学中的一个层次。万安伦对陈铨的剧作《野玫瑰》在浪漫象征的抒情笔法、民族性格的自审和重塑、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学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付金艳则另辟蹊径，从文学艺术向市场化转型中艺术与市场的成功结合角度探讨《野玫瑰》的成就。

多数论者在论及陈铨的剧作时都肯定他戏剧的浪漫悲剧特色，但同时也认为其剧作存在简单化、概念化等不足。如刘安章《评陈铨剧作的“浪漫精神”》、文天行《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等。论者将陈铨的戏剧创作放置到抗战大语境中去作具体的艺术手法、思想内容得失的分析，使陈铨的戏剧创作研究具有了的深广度。

总的来说，学界对陈铨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研究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从单一走向了多元。特别是新时期，陈铨研究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更为客观和理性，陈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地位也得到了肯定。但是，在陈铨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空白或薄弱的环节，如陈铨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所受到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狂飙运动的影响还未引起论者足够的重视； “民族文学观”固然是陈铨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和唯一，陈铨比较文学的思想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在对陈铨的戏剧创作研究时，虽然有涉及到其戏剧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手法，但很少将陈铨的戏剧理论专著《戏剧与人生》与他的戏剧创作结合起来考察；陈铨的短篇小说创作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占了一定的比重，但研究者的目光很少投注到这个领域；陈铨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的研究也还没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另外，陈铨还编辑了如《清华文艺》、《弘毅》、《战国策》、《民族文学》等杂志，他的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也没有成为研究者纳入考察的对象。陈铨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还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解读和研究，从而还原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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