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将继续在错误的时间死去。”(198)“我的印度”指的是存在于叙述者主观世界里的印度，而不是那个现实意义上的地理实体或文化实体。叙述者明明知道 1957年的大选发生在自己的生日之前，却人为地往后拖延大选的日期。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记忆本身就不准确、不可靠、不充分。其二，甘地死亡和印度大选的准确日期无关痛痒，重要的是其对印度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萨里姆对记忆的可靠性自始至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叙述道：“尽管有这样一幅模糊朦胧的帐幔，我仍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描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98)这幅“模糊朦胧的帐幔”其实就是指记忆的屏蔽效应。生活经历被投射在记忆的帐幔上，光阴荏苒，空间变化，记忆痕迹随之变得模糊不清。萨里姆对帕蒂玛说：“如果你对我的可靠性有点儿拿不准，嗯，有点拿不准不是坏事。”(254)质疑“我的可靠性”有三层所指：一，“我”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二，“我”作为主人公的真实性；三，叙述者和主人公两者赖以存在的记忆的可信度。萨里姆清楚地认识到记忆弄人的把戏。既然记忆失真，那么关于记忆的叙事也就无法保证其真实性。正如萨里姆自己所言：“记忆的真相，因为记忆有着自身特殊的真相。记忆筛选、删除、更改、夸大、缩小、歌颂，也毁损；但记忆最终会创造出自身的现实，它那关于事件混杂而又连贯的故事；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更相信别人的故事。”(253)
    萨里姆不断偏离历史语境和客观现实，回到过去，回到记忆的家园。他认为，现实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叙述者对客观现实进行加工、编辑、剪裁，将之转化为记忆图式和主观感受。隐喻和象征是萨里姆建构自足的主观现实的重要手段。“黑夜”的隐喻贯穿始终，起到统一叙事的作用。黑色是夜的主色调，它改变了正常的视觉习惯，造成一种无边无沿的幻觉。黑夜混沌暧昧，富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黑夜使叙述者获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自由地行走在记忆的家园中，言说不可言说的欲望和梦想，放飞在白日阳光炙烤下收拢的想象之翅。有意思的是，黑色也成为《午夜的孩子》中人物的身份标识。阿齐兹的内心存在着一个“黑洞”。阿齐兹的“黑洞”指的是，丧失信仰之后宗教文化身份的缺失。萨里姆察觉到自己体内有多处裂口，危机感成为他建构自己作家身份的原动力。著名歌手贾米拉在舞台上演唱激情澎湃的爱国歌曲，巴基斯坦人排着长队透过床单上的洞窥视她的身体。如果说“黑夜”蕴含着一个巨大的隐喻空间，那么“洞”这个象征符号为萨里姆的叙事染上了神秘的、超现实的色彩。
    “笔”和“腌咸菜”是萨里姆的另外两大隐喻。“笔”一指书写之笔，与英文词“pen”相对应；二指阳具，相当于“penis”。萨里姆是个性无能患者，他的“另一支铅笔”不好使，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生理缺憾导致焦虑感，而内心的焦虑引发表达和倾述的欲望。丧失生育能力的萨里姆受到补偿性心理机制的驱动，产生创造的欲望，萌发了创作的激情。萨里姆的创作就是一个孕育文本一孩子的过程。经历了怀孕和分娩的希望、期待、喜悦、痛苦、焦虑、煎熬之后，他终于生下了“午夜的孩子”，并雇佣帕蒂玛作为文本—孩子的接生婆。创造过程变成一个建构身份和主体性的过程，期间伴随着重重焦虑和摆脱焦虑意识的渴望。
    萨里姆躲在咸菜工厂里书写家族史，三十个章节被类比成三十坛咸菜，每个坛子里盛放着腌制过的个人经历和国家历史。“腌制历史”至少包含三层寓意：其一，历史是苦难的，浸泡、腌制的化学过程改变了历史，使它变得可以容忍；其二，人为地对历史进行防腐处理，为历史创造某种持久性；其三，历史不可避免地被歪曲、篡改、神化，关于历史的书写是一种主观的想象和建构。萨里姆写道：“腌咸菜就是要给予永恒性。毕竟：鱼类、蔬菜、水果被不朽地腌在香料和醋里；某种改变，稍稍加浓味道，无关紧要，不是吗？腌咸菜艺术改变的是味道的浓淡，而不是味道的性状；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三十加一坛咸菜里）给予它形状和形式——也就是说，意义。 （我之前提到过对荒诞的恐惧）。”(550)
    萨里姆偏离线性时间轨道，打破线性叙事的规律，穿梭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他的叙述者身份飘忽不定，分裂解体，大多数时候为第一人称叙述，有时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在小说结尾部分写道：“正在崩裂，萨里姆的裂变，我是孟买的一颗炸弹，看着我爆炸，骨头在人群巨大的压力之下裂开，一大堆骨头落下来、来、来……”(463)第一人称叙述者看着“我”萨里姆爆炸，形同一幅超现实的画面。萨里姆游走于意义与荒诞之间，叙述口吻云山雾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萨里姆和帕蒂玛拉家常，娓娓讲述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他顾左右而言他，欲盖弥彰，闪烁其词，言不由衷。例如，他声言：“我不应该把我全部的秘密一股脑兜出来”(9)；或者“我正试着停止故弄玄虚”(338)。萨里姆频频套用童话故事“从前”的开篇程式，轻描淡写地营造神秘悠远、高深莫测、疑云密布的叙事氛围。等读者刚要走入童话叙事的圈套，忽又被叙述者拉回到现实当中。童话和历史在语气和旨意上相互矛盾。神话与现实、事实与虚构、想象与记忆纠结在一起，互为印证而又互相消解。萨里姆这样做，一来规避了第一人称叙事所预设的自白陷阱；二来颠覆了历史叙事的权威性，确立了虚构的合法地位；三来有助于建立一种自我解构、自我分裂的叙述模式。
    萨利姆的叙事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指向意义，另一面指向身份。意义既指生存的意义，又指语言的意义。身份同样具有双重所指：文化身份和作家身份。选择元叙事策略是后殖民主体萨里姆对意义和身份问题的一种解答。所谓元叙事，意思是在创作中对创作行为和创作的意义进行评述，亦即关于叙事的叙事。元叙事具有自我揭示虚构、自我戏仿的特性，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自我点穿了叙述世界的虚构性、伪造性。④塑造帕蒂玛这一人物就是萨里姆最重要的元叙事手段。帕蒂玛出身贫寒，膀粗腰圆，前臂上长着浓密的体毛，浑身散发出一股难闻的体味。人如其名。帕蒂玛的名字取“莲花仙子”之意，也就是村民们心目中的“粪土拥有者”。帕蒂玛身兼女仆、情人、听众、读者、批评家等职责。⑤她充当萨里姆“必要的耳朵”，同时又固执己见，不时发表尖锐的评论，依据个人好恶进行价值判断，试图通过自己的介入左右叙事的进程。帕蒂玛批评道：“你最好快一点，否则的话，你还没把自己生下来就死了。”(38)看到萨里姆根据自己的反馈意见调整了叙述节奏，她才满意地说，“你终于学会了快言快语”(126)。帕蒂玛从平民立场出发，代表普通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信守“接下来发生什么主义”。帕蒂玛和萨里姆之间冲突连连。有一次，帕蒂玛威吓萨里姆，让他“重返线性叙述世界，那接下来—发生一什么的宇宙”(38)。还有一次，帕蒂玛由于不满萨里姆吞吞吐吐、时序错乱的叙述方式，愤然离家出走。尽管如此，萨里姆的自述还是博得了帕蒂玛的信任和同情。这就意味着，一部带有明显人为操作痕迹的自传性作品通过读者的接受获得了“真实性”和“合法性”。萨里姆的元叙事策略奏效了。
    互文的表演，语言的魔方
    拉什迪在《午夜的孩子》里创造了萨里姆这个边纺线边讲故事的叙述者形象。传说、神话、幻想、历史进入萨里姆的心灵世界后转化为时间织机上有待梳理的记忆线索。众多的文学前文本构成纷繁的记忆线索。《午夜的孩子》不失为一场精彩纷呈的互文表演：《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兰经》、《一千零一夜》、《圣经》、《安徒生童话集》、《格林童话集》、《小木偶奇遇记》、《百年孤独》、《通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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