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变法前后白话文的倡导，仍然存 在着“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如周作人所说：“那时 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 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 么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看 书时，当然还是做古文的。”[4]这种对白话文的二元 态度，实际上证明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沟通民众的过 程中，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胡适把白话文和源于民间的通俗文学看作是文学的 最高典范，建立统一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 学”，就彻底地否定了“庙堂”的意义，以大众的民间 对抗士大夫的庙堂，以平民反叛贵族，确立了一种新 的文学的基本特质。正是这种对抗与否定，显示了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在价值立场上不同的崭 新姿态.
    二、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正统情结与“寻 根”意味 五四文学选择白话文为突破口，也包含着从中 国文化、文学自身寻找新文学源泉的意味.
    在传统文化、文学的二元结构中，古文代表着学 问，显示着高贵，而白话则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 是无知、粗俗的标志；文言的诗词文赋是血统高贵的 高雅文学，白话的小说、戏曲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 书俗文。因此，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选择白话文 作为文学的表达工具，对于习惯了古文书写和阅读 的社会接受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文化 背景下，证明白话文取代古文的合法性就成为新文 学者的又一课题。于是，历史映入了他们的眼帘.
    中国是个重史的国度，历史在中国文化中不仅 是当代人们鉴古知今的资源，也是人们寻求存在合 理性、合法性的依据。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 “天道人心”、“道德文章”往往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 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要从历史的风 云变幻中找出其发生和存在的理论依据，其倡导者 和实践者一再声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目的 就是要证明变革的历史趋势，证明白话文学为正宗 的历史地位，并以此宣告古文文学的终结.
    这种“正统情结”普遍存在于五四文学革命倡导 者心中。周作人之于明末小品，胡适之于白话文学， 不仅是从中寻找思想依据，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还 有着一种文化“寻根”的情结.
    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竭力宣言白话 文学的源远流长。他说：“自佛书之输入，……其体 已近白话。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 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 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白话几成 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 ‘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 神州。……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 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 器，可断言也。”[1（]P42—43）在同年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 念论》中，他更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 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 亦多有用白话者。……元代之小说戏曲则更不待论 矣。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 截断。语录之体，明清之宋学家多沿用之。……小说 则明清之有名小说，皆白话也。近人之小说，其可以 传后者，亦皆白话也。……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 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5（]P57） 胡适之所以一再描叙白话文学的历史，目的正 在于突出白话的地位，使人们认识到它是自古就有 的，它同样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 就是要辩出白话文学也有继承文学“大统”的资格.
    他明确地说：“……古文家则以为今人作文必法马、 班、韩、柳。其不法马、班、韩、柳者，皆非文学之‘正 宗’也。……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 正宗之一日。”[5（]P58）胡适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 被复古派尊奉为不可逾越的典范的马、班、韩、柳也 解释到了文学革命的历史中来，认为马、班、韩、柳之 文在当日正是一种“新文学”。他说：“古文家盛称 马班，不知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马班皆作《盘庚》、 《大诰》《、清庙》《、生民》之诗，则马班决不能千古矣.
    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 之人，彼以六朝骈俪之文当废，故引而趋于较合文 法、较近自然之文体。其时白话之文未兴，故韩柳之 文在当时皆为新文学。”[5（]P58）因此古文家所尊奉崇拜 的典范其实正是变革的先锋。胡适借“历史进化文 学观”理论打破保守派对于古文的迷信，使白话文学 借新陈代谢的自然历史规律合法地取代古文文学的 正宗地位。胡适不仅运用进化论打倒了复古论，而 且把“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说成了一种文学史上 的共同规律，从而进一步发挥和阐明了他的文学革 命理论.
    胡适1921—1922年在教育部主办的国语讲习 所讲课时所编讲义《国语文学史》（后在此基础上修 改为《白话文学史》出版）对白话文学的血统作了更 为系统的证明。这样的溯源工作，其背后存在着为 “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合法根据的现实目 的。在当时激烈的新旧之争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 有许多人怀疑新文学与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有许 多人认为白话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所以 胡适们一边要说“新”，它的主要依据是自清末以来势力日盛的权力话语———所谓“世界通则”，一边要 说“故”，要用“古已有之”、“从来如此”的老说辞来证 明白话文学的“血统”与古文一样悠久而高贵。证明 “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证明“这一 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 学的发达史”[6（]P2—3），成为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重 要任务.
    《白话文学史》的意义不仅仅是阐述了历史进化 的文学观，它对于整个新文学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为 新文学找到了“历史的证据”，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 传统。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这样阐述自 己写作此书的目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 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 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
    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 的产儿。……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 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 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有白话作小说了 ……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 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 气。”[6（]P1）无疑，胡适是想用这部《白话文学史》为新 文学搭建一个传统的台基，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为 新文学找到一条可以使之屹立不倒的稳固的根基.
    胡适作《白话文学史》，为五四文学革命寻找民 族文化、文学传统根源的实践，反映出五四启蒙知识 分子的心态。他们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所蕴藏的文 明与强权的二律背反，因此在他们思想中包含着“西 方化和反西方两个面相：迎受西方现代性而改革传 统，抵抗西方殖民霸权而复兴民族”[7（]P8）。这种两面 性使得他们一方面要援手于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和 民主思想来改造自己所处的“落后”民族的思想和文 化状态，同时，他们又要极力避免由于理性中心和自 由主义而造成的本民族根本性的颠覆。他们要在本 民族的根基上嫁接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使之得以发 芽开花.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胡适 直接指出：“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 宗’，这就是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
    这是推翻向来的正统，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正 统。“”我们再三指出这个文学史的自然趋势，是要利 用这个自然趋势所产生的活文学来正式替代古文学 的正统地位。”[2（]P19—20）很显然“，这个文学史的自然的 趋势”就是“正统地位”的历史渊源。它绝非是外部 “移植”过来的，而是本身所具有的。也还是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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