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了”[11](P289-290)
　　处在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毛泽东，自然将学习和利用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但毛泽东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强调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12](P41)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2](P41)
　　(二)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俄共存在着严重的轻商思想，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不要害怕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商人，向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要学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甚至他在晚年还提出了要把无产阶级国家变成文明的批发商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文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13](P176)
　　毛泽东既谈到要向本国资本家学习，又提到向外国企业学习的问题，“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4](P742)。
　　(三)大力开展对外贸易
　　列宁非常重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没有稳定的外贸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内经济关系；西方国家虽然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同我们做生意。列宁曾说过：“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3](P332)在1921年，俄国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出口量达到5000万普特。1922年，西方国家在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财政会议，列宁要求俄共党员必须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并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垮台)进行贸易。” (P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P1325)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但在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的对外思想有了重大调整。1965年，毛泽东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道，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即使在犯“左”倾错误的1973年，毛泽东还亲自批准了从日本、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
　　(四)采用灵活多样的经济组织形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直主张通过“工人监督”来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所谓工人监督，就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由工人组织监督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对企业的账目进行核算，控制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又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经济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和租借制，并对这四种形式作了深刻阐述。
　　解放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比值的10%。在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了80%，民族资本只占20%。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多种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给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便利等。从七届二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节制”和“限制”的重要性，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5](P306)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应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如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定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采用了收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本进行了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6](P198-199)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
　　由于过早消灭了民族资本，影响了人民的生活。1956年底，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170)现在看来，毛泽东对苏联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怀疑和以此为依据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学习苏联经验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宝贵的思想火花，然而，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未在实践中真正付诸实施。
　　比较两位伟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他们二人的思路都有极其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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