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了充分就业政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页。) 霍布斯鲍姆谈论的前两个改良主义柱石涉及到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萎缩,一个是国际力量对比,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是导致西方资产阶级从让步政策转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改良主义第三个柱石,即充分就业政策的瓦解,应该说这是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结果。他还谈到全球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民族国家的框架。他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页。)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 新科技产业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包括欧洲政治持续向右转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缓冲,比如9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再度上台执政,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个“第三条道路”体现了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转,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还有此前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化,都是政治向右转的具体标志。 如前所说,这种政治右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学者引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事例来描述在当前所谓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局面。例如美国左派学者罗伯特•赖克引述了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飞机座位安排方面明显拉大了头等舱和普通舱之间的距离,赖克认为,飞机座位的空间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新经济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示说明。“在美国,富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要对此做出反应,为他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服务,这些空间与服务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贵族一样,他们正在用过度奢侈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精英,他们处在不停的运动中。从事投资活动的银行家、忙于飞机旅行的高级律师、拥有巨额收入的企业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消遣娱乐工业的大牌明星,这些人都有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在这种新经济中,中间阶级被压扁了,有时真成了被压在中间的阶级。在飞机中,前面座位的空间得到扩展,中间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缩小,座位之间的横向距离也在减少。就像房地产的价格步步攀升,中间阶级正在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一样。”(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仅赢得更多空间,而且还赢得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特别包括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被按摩师、理疗医师、咨询顾问、设计规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挤的中间等级越来越少地问津个人服务行业,因为这种服务对于他们实在是过分昂贵。赖克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几年创造的几百万涉及个人服务的劳动岗位,多数是为了伺候和照顾这些新精英的,这些劳动岗位为中间阶级所承担,他们是坐在飞机的后边,被排挤出城市的人们。“工业化曾经创造了一个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大规模市场和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而现在的新经济,看样子似乎正在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社会分裂。”(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级,他们将是明天的统治阶级。在描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受排挤的中间阶级的命运的时候,达伦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楼的比喻。他描述说:在最上面的一层居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都从新经济与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是在经济界、学术界、或者消遣娱乐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飞机在全球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这些充满活力的精英不仅被人描述为一些特别灵活、特别具有创造精神、具有主动性的人,而且,由于他们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也是特别乐观的。而住在中间楼层的人们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种阴暗前景的压迫,他们将失去自己在这座社会大厦中的劳动岗位和位置,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走进大厦的人口,这些人还在大街上,确实是无家可归,或者栖身大城市的贫民区。(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默库尔杂志》2000年11月号。) 778论文在线 [align='center'] [/align]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阶级阶层分化。美国左派学者莱斯特•瑟罗曾经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杰里•哈里斯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则用批判的口吻说,这些精英已经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说,“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发达国家、以及南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内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具体地说,就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统治政党内的主要势力、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以及北南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组成。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造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注: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近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命题: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这个命题进一步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西欧学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论概念,他们认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开吸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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