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与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他还说：“没有理由认为，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4、16页。) 

　　现在我们在西欧看到了一个与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工人运动，工人与工人运动的向右转，这是在具有悠久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政治上向右倾斜的一个突出表现。 778论文在线
　　　　　　世界政治的向右转折 
　　西欧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向右转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统治地位的那一时刻开始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走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分界，他把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3年)分界线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对于这个黄金时代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幸福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现社会基本权利。在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爆炸式地增长，工业生产成倍翻番，工业产品的世界贸易数十倍地增长，这些都使得世界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政府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这个组织在20年内占据了世界生产产值的四分之三，世界工业产品贸易的五分之四，他们推行的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且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或多或少地同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相一致。”(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采取这种明智的政策?我把这种政策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让步政策，这种让步政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次，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结果，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压力，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所以，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把实现充分就业放在首位。很多西方左派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的西欧工人阶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的受益者。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要比现在人们估计的高得多。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以外的很多人都把斯大林的简陋经济看作是比西方更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一直到60年代，很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像赫鲁晓夫一样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超过西方经济。”(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7页。)  778论文在线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战后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在所谓黄金时代结束以后，改良主义的目标几乎百分之百地实现，工人的状况比1914年以前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人们最乐观的设想还要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局面，这一次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经济政策改革的框架条件下，而且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于工人运动有意识整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黄金时代(1947至1973年)的经济奇迹基础之上。”他特别强调，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制度竞争的压力，是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推行让步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他说：“如果没有大危机和德国纳粹上台的悲惨经验教训，这种新的和平共处能够出现吗?要是没有对于共产主义进军的恐惧呢?要是没有斯大林和希特勒，伯恩施坦能够胜利吗?恐怕是不能。”(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人运动的世纪”，收入布鲁诺•格洛伯等人主编：《工人运动，一个失败的现代主义方案?》，维也纳：科学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8页。) 



　　哈贝马斯在谈论战后黄金时代结束的时候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足以使他把战后几十年作为黄金时代来欢庆。但是，至少是在1989年以后，公共舆论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终结。再回过头来看，在社会福利国家至少应该作为社会政治成果的国家，这些成果已经开始被人们所放弃。在这个世纪末，受到社会福利国家驯化的资本主义出现了结构危险的迹象，一种在社会领域残酷无情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复活。”(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77、78页。)  778论文在线
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折?霍布斯鲍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谈论70年代以来的大转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伯恩施坦希望的破产。“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三个基本柱石基
[align='center']          [/align]础之上。第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它使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的穷人融合为一个惟一的阶级。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在第一世界工业国家老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在绝对数还是在相对数目上都在萎缩，他们失去了很多以往的阶级意识。不仅如此，工人阶层，以往是无条件地属于运动，现在开始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政党，就像在英国，在撒切尔统治下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我们社会物质的丰富，他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过去的信仰，失去了通过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可以真正改善每个人生活的信念。” 
　　“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而且情况表明，在80、9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够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是阻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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