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毒品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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