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身份的发现确认和维护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80年代各种思潮流派一窝蜂涌入的风潮逐渐沉淀，人们思想渐趋理性。
     1990年，意西泽仁创作了中篇小说《野牛》。我们在这一部分仍然选择意西泽仁的文本来做作为例证，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对一个作家的跟踪研究，体现在历时性关系上少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研究者曾经在分析了90年代藏族两篇在国内文坛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的主题后，指出90年代藏族文学的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怀旧的情绪和站在贵族的视角意识上处理矛盾冲突，而忽视了普通人的处境和感受。站在这个立场上，他们认为藏族作家的创作仍然没有走出藏族旧文学的影子，和古代的藏族作家文学一样，仅仅写在总人数中占极少数的社会上层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我认为这种以点概面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藏族文学，尤其是作家文学的确在历史上都是以描写社会上层人物为主，但是这并不是新旧文学之间的区分标准，因为社会上层人物作为藏族生活的一部分，当然都是可以写的，写这种题材并不是不进步的表现。其次，在当时只有上层知识分子拥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文化知识的情况下，贵族出身的作家们当然会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用来描写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广大的平民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作家群的来源也日益多样化，因此，题材也是多样的。更多的作家来自于普通老百姓家庭，他们就把眼光放在了普通的藏族人民身上。我们就发现，在意西泽仁的成长经历中，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中，并且在草原、农村、城市里都生活过很长时间，生活经历相当丰富，他的作品因此也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受过专业的文学教育，自己阅读了大量各种门类和文学的作品、理论书籍，有足够的个人素质来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思考。在他的小说中，从来都以像牦牛一样星星点点洒落在草原上的最平常的牧民为主角。这样，表现出的也是普通百姓生活中体现出的文化身份意识，因而他所挖掘的民族特征就更具有了典型性。
     在《野牛》中，作者描写了一片有着自己独特生活节奏的典型的藏族草原部落的生活。这个部落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片草滩上，但是他们绝对没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生活在孤岛一样的封闭的世界中，而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主要事件，他们身上，有最朴素的藏族文化特征。从小说中我们隐隐约约能看到英国入侵的历史、新中国解放的历史以及最主要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文革的历史。作者没有像在《依姆琼琼》中一样旗帜轩昂地把文革写出来，但是我们从每个细节都能时时看到文革的强行进入和给人们带来的生活的变化。在小说中，藏族文化特征正是在多种文化的强行进入下凸显出来的。这些外面的文化在小说中主要是文革文化和英国入侵时期带来的英国的文化。文革文化在小说中表现为对宗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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