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细节，失去了灵魂参照。但是，身体越是失去作为灵魂的过渡和表达领域的意义，身体就越是成为性，成为物质。当身体在理论化和政治化过程中沦落为纯然的、赤裸裸的欲望身体时，身体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失去了身体应有的个体性、神秘性、诗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相接通的灵性维度和功能。当身体完全将灵魂、将终极意义的整体性抛除在身体范围之外，依凭这种理论生存着的人就必然要陷入欲望的片面存在或者单面存在的危险。正是出于对身体理论的这种反思，肉身化叙事才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肉身化叙事是一种写作形态和叙事状态，它突出了身体在叙事中的结构功能和意义功能。通常而言，身体作为小说的重要载体，大部分情况只是小说观念的一个载体或者附属物，是外部世界的被动反应和接受，身体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按照存在主义哲学家莱维纳斯的说法，身体并不表达一个事件，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事件(P68)。这里，身体就被赋予了精神性和存在性的重要意义，肉身具有表达存在意义的内在能力。所以，在肉身化叙事中，肉身不是外界的反应和接受，而是生成本身，是存在本身，是意义本身，是生命的本质性层面，具有特殊的意味和功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恶心》就是一个肉身化叙事的重要案例。“恶心”作为肉身性反应具有了存在性的启示意义，它标志了主人公罗冈丹作为一个孤独的存在者空无而荒谬的存在本质。当主人公面对世界和生活感到陌生和荒诞的时候，“恶心”便会从身体的中央弥漫开来，所以，当叙事中出现了“恶心”的时候，叙事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主人公的生存遇到了困难，存在陷入了困境。同样，流亡法国的捷克小说家昆德拉，在设置他的人物主题的时候，也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肉身性特征，比如特丽莎的“眩晕”、“呕吐”，托马斯的“胃痉挛”、“心肌梗死”等等，这些身体反应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在昆德拉看来，这些都是人物的存在性特征，表示了他们与他者的存在性差异，正是在这些肉身性的特征中，叙事者结构他的叙事，而意义则在这些肉身性反应周围生成。
　　其次，肉身化叙事重新赋予身体以灵魂的皈依、灵性的维度。肉身化叙事是对肉身的个体在我性的重新凸现，它重新还原了身体原本应该具有的个体性、神秘性和接通终极意义的灵性维度，这就强调了肉身性的隐秘体验对于存在意义的揭示功能。这里的肉身是对现代性压抑身体的反拨，也是对后现代张扬的欲望化身体的反拨，是对身体的概念化、革命的、大众的、集体化的公共空间之外开辟出一个纯然属己的私人空间、生命空间、叙事空间和话语空间，建构出纯属私人的存在语境。这样的肉身无法被结构化和理论化，是最私己的个体灵魂与最私己的个体肉身缠绕陪伴在一起的生存状态。
　　再次，肉身化叙事呈现的是一种“絮语”式的文字状态。肉身化叙事中的文字，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絮语”、“恋语”一样，是一些轻声的“念叨”、“低语”、“私语”。这些文字形成的个体存在方式是不可分解的、不能被结构化和理论化的，正是这些血肉化的生命空间呈现了存在的总体性意涵。因而，肉身化叙事是对每一个生存处境中的细微末节和转瞬即逝的灵魂振动进行再现和记录，再现和记录与存在特征直接相关的情绪性体验和肉身性反应。这种叙事表达意图唤回被现代观念中“是”什么的统一分类排除在外的不规则的生命感受，就像刘小枫先生在《沉重的肉身》中对现代个人伦理叙事所说的话那样：它“可以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偿抹去的自我” (P3)。也就是说，肉身化叙事关注的是绝对的个人叙事。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规则的生命感受”这一概念。美国作家沃尔克·珀西——经常被看做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在《作为错误的隐喻》中记录了一段童年的往事：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和父亲在原始森林里长途狩猎，当时他看见一种奇妙的鸟，十分惊奇，于是问土著向导那鸟的名字，土著向导告诉他，那是蓝美元鹰。但是父亲纠正了他——那根本不是什么蓝美元鹰，而是蓝鱼鹰。珀西记述说，他仍然记得面对纠正时的失望心情。这种失望在于孩子想要的是面对世界震惊体验的唯一性(P65—66)，而父亲的纠正以及在现代理性标准判断下的“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则在标准化的归类中破坏了这种唯一性的生命体验。
　　因而，肉身化叙事把灵魂还给肉身，把肉身还给灵魂。灵魂不再冷冰冰，身体也不再赤裸裸。如果说身体的哲学转向为后现代哲学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和为我们建构新的世界视野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那么肉身化叙事则在身体经历了被理论化、集约化、革命化、．政治化之后重新恢复了身体的诗性整体，使我们的身体重新链结了灵魂与肉身的两个维度，重新变得可亲可近、可触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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