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社会，应有一个理直气壮的“人文偏好”的社会文化导向，应该大力表彰那些特别强调生命尊严、特别强调以良知反抗麻木的艺术家的作品，譬如古有乐府《孤儿行》《妇病行》《贫妇行》《卖炭翁》，今有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李杨的电影《盲井》、《盲山》。
　　应该重视当代中国农村的空洞化、价值虚无化。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如何重建中国农村的价值认同，重建农村的灵魂，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要求从政策到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舆论监督到日常生活细节，从商家的广告到娱乐的世界，日渐养成一种全体公民尊重人的风气，确立每一个个体的人的生命尊严。譬如，那些广告语，以金钱为“至尊”、以富人为“高贵”，经营金钱至上的文化，塑造权贵人生、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毒化了良性的社会空气。
　　有一个细节，记者采访当地的村民，除了他们不敢言，他们还只注意到那黑砖窑里干活的人，是“叫花子”。也就是说，“叫花子”，有一份活干，也算是得照顾了。而忘记了恰恰这些人，是最需要关爱、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人。中国文化，有一个哀鳏寡的文化传统。《尚书·大禹谟》云：“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周公文王，对于天下最无助者的一份关爱之意，可以说是念兹在兹。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礼记·大同》）。孟子说：鳏寡孤独，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精神的认同，是中国民族优秀的民族性，值得今天再认传统。其实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性人道精神。以大史家巴尔赞讲的那个故事为例：
     有一次，柯尔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又病又醉的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和过夜的地方。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尔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1全场顿时肃静。（引自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第2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为什么大家都会安静下来呢？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座共同的教堂，有一部共同的《圣经》，有一处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成天充满权力斗争，或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人类生命尊严，一个精神上四分五裂、行为上狼奔豕突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的人文风教的文化，与西方人的《圣经》与人道主义，正是具有建造精神上的教堂的作用。巴尔赞认为，“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在十六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成绩，就是使信徒能够直接接受《圣经》的教育熏陶，而不只是成为神父们布道时的被动的听众。这就是所谓“把上帝的话直接带给人民。” 而“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化”（同上引）。
　　要知道，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的黎明时期，是他们奠定现代社会基础的时期。动身时刻，共同的精神与知识背景，极为重要。二十一世纪，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真正开始复苏的时机，如果能在每一家公司企业、每一处政府机构的大门口，在每一个现代人的人心，铭写“确立生命尊严”六个大字，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一如我们的动身时刻，共同领受着一轮初日的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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