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张载的话作总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都是哲学的观念。尽管在中国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们对“天”、“道”、“理”、“气”、“心”等等概念范畴的思考，既不是文学的虚构，不是历史的记载，也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思想的探索。他们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是外在的超越还是内在的超越，总之具有超越的性质。

    如前所述，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把它们看作是哲学的对象，不过最好称之为“思想”。西方人锻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走上了哲学的道路，这是西方思想的特点。由于关于终极关怀的哲学问题是人类精神永远在追问但却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所以没有哪一种解决的方式可以终结人类精神的探索。因而，西方思想采取了科学思维方式，那只是其解决哲学问题的特殊思路，并不是唯一的思路。既然西方思想不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唯一思路，探讨这些哲学问题的中国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存在的意义，而且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所以从广义上说，中国哲学当然也是哲学。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采取西方哲学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例如中国哲学之路。

    其实，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哲学或者思想的概念含义，主要还在于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思想究竟有没有能力应对现时代的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内在生命力。

    三

    中国哲学经过百年来的学科

    如前所引，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经提出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区别。讲中国数学史，其实是“数学在中国”，因为数学不分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数学就是数学。但是讲到哲学，却有一个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区别。显然，哲学不同于数学，不分中外东西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在中国的表现，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都属于哲学的名下，却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由此可见，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思想，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中国思想”：哲学一定属于思想，但思想却不必一定采取哲学的形式。不过，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叫做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是，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背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几可看作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之中，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中，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所遭遇之难题的一个缩影。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想把问题限制在学科问题上，简单讨论三个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哲学史观。

    首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古典文献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思想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尽管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研究中国哲学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顾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制性地将其纳入西方哲学的框架系统，不只会产生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且使中国哲学丧失了作为中国哲学的精髓和神韵，这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既不可能按照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继续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由于专业的限制，我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方法，只想就一些原则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如果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代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可以说以往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我注六经”，而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高扬主体性的时代，有人则更倾向于“六经注我”，现在看来，这种倾向难免矫枉过正之嫌。我以为，我们可以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通过视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不过为了防止过度的相对主义，亦即不同的视界交融产生的不同成果之间难以通约，需要采取“还原”的方法作为补充，亦即确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为“视界交融”的基础和前提。古人的学说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阐发的，我们也以孔子《论语》为例。《论语》作为孔子与其门徒对话的集锦，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很少用大而化之的普遍理论教育学生，而是在不同的境域中针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阐发其丰富深邃的思想。如果我们不能将孔子的语录还原到原初的语境中来理解，而是将其独立出来，还要追问其普遍的含义，当然不可能体会其活生生的思想意蕴。这是就某位哲学家而说的。若就更加广阔的思想环境而论，我们亦有必要采取还原的策略。当我们面对热闹非凡的20世纪哲学，冷眼观之，一定会生出一番感慨：不知50年100年后，还有几位哲学家名留青史？显然，50年后100年后我们所看到的“缩水”后的20世纪哲学史，可能只剩下了几位“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那个时代，了解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仅仅关注这几位代表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需要再现那个时代的整体的理智氛围。当我们过分关注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将哲学思想的历史强制性地纳入了逻辑之中，殊不知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是后人完全凭逻辑推演出来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因此，为了避免以逻辑代替真实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环境，确定一种哲学思想在当时的恰当的历史地位，从而使被逻辑简化了的历史丰富起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就具有逻辑地简化历史的危险。

    当然，我们发现了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丰富和理论框架疏理中国哲学的问题所在，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彻底抛开西方哲学而另辟蹊径，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注经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我们以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国思想需要汲取外来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取长补短，焕发青春，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早已渗透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思想的确缺少西方哲学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将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纠正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鉴西方哲学之是长，同时不至于丧失中国思想的精髓与神韵。

    其次，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所以，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表面上是一个学科性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探讨中国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

    中国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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