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在竹简文中作“沃沃如野”等等* 。这些差异不如看作是汉字用法的自然演变，并不妨碍竹简《论语》做为《论语》传本之一的地位。 



    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是大同小异,它们之间的差异只能是个别的、零散的、局部的,而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差异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是同时流传的不同版本，今本《文子》必晚出于竹简本。 



    2、《汉志》著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这说明班固所见《文子》至少在文体上和竹简本是一致的。竹简《文子》中，“形”仍作“刑”，“政”仍作“正”，但不象帛书《系辞》和银雀山汉简那样，“谓”皆作“胃”，而是“谓”“胃”并用。加之怀王墓中有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抄录的竹简。因此，竹简《文子》的抄录年代不会很晚，中山怀王也不可能抄录有残缺的《文子》作陪葬品。班固生活的年代（公元32-92年）和怀王下葬的年代（前55年）相去不远，且班固作《汉志》系本刘歆《七略》而来，刘歆生活的年代（？-公元23年）距怀王更近。刘歆及班固所见《文子》为九篇，都为问答体，当和古本《文子》差异不大。班固时，古本《文子》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严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 



    班固之时，汉章帝召集儒生“讲议五经同异 ”，统一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解释，儒学更确立了独尊地位。属于道家书的《文子》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加之谶纬盛行，诸儒“皓首穷经”，它更会受到冷落。古本《文子》很可能在班固之后散佚日益严重。 



    3、今本《文子》的绝大部分内容以“老子曰”或“文子问……老子曰”来引起下文，这绝非如时贤所云是“望文生义”所为，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老子的地位。今本《文子·道德》篇最后一章虽然保留了“平王问……文子曰”，但和竹简文相比，有意添加了“吾闻子得道于老聃”，造作者要突出老子的意图更是彰明较著。 



    另外，古本《文子》散佚严重，整理者要大量补充缺失的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新《文子》，便不能象古本那样处处作“平王问……文子曰”，以“老子曰”来统率全书似乎是最佳的选择。 



    以上两种情况在今本《文子》的成书过程中，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今本《文子》把绝大部分的“平王问，文子曰”改成了“文子问，老子曰”或“老子曰”，即保持了《文子》作为道家书的特色，突出了老子的地位，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文体，可谓“一石三鸟”，显然是经过了一番考虑，而并非“粗暴”的做法。 



    稍早于班固的王充在《论衡·自然》中说：“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并把老子和文子的关系同孔子和颜渊的关系相类比，显然是把老子看作是文子之师。或以为王充是受“文子问，老子曰”的启发而作这样的比喻，并进而推断《文子》在汉代有不同传本，王充所见和今本相近，而与今本相近的《文子》又为《淮南子》所抄袭。我们已经排除了今本和竹简本是不同传本的可能性，其实竹简本与今本一样都受《老子》思想的影响，读者一望便知，而不一定非要见到“文子问，老子曰”才认为文子是老子第子；班固也明确说文子是老子弟子，当是他们另有文献根据。现在已证今本晚出于竹简本，我们反倒可以推测今本的整理者是受了班固和王充的启发，以“文子问，老子曰”或“老子曰”来引起下文。 



    4、《文子》在唐代备受关注。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封《文子》为《通玄真经》，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这也说明《文子》经过加工整理，至晚在唐初已成完整的著作。《文子》在此前兵没有显赫的地位，到唐代却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5、柳宗元固然无缘见到竹简《文子》，但他指斥《文子》（今本）为驳杂之书，或许并非谬论而恰是卓越的见识。




（5）李学勤：《<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中国哲学史》1995年3/4期，第32页。



（6）邢文：《八角廊简〈文子·圣智〉探论》，《学术集林》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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