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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自十九岁举进士，至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其间五十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著述。他集懦家学说之大成，吸收道、释之长，创造性地建立了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二座丰碑，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朱熹治学之方法寻找其创造性体系形成的原因，这于当今之教育也许有所裨益。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都以理学称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往严州拜访吕、张之时结识了詹仪之，与詹日以问学为事，甚是投合，遂成莫逆之交。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首次来到詹仪之的故园瀛山书院，但见方塘之水，清澈如镜，灵感触发，顿有所悟，即兴赋诗，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有名的“泳方塘诗”（亦题《观书有感》此诗石碑，至今仍立在浙江省淳安县郭村乡得源亭中。瀛山书院的方塘之水，来自源头，经水渠流入，有二里许，这是实情。但《咏方塘诗》不是抒情诗，而是哲理诗，有其深层的蕴涵。朱熹把他独特的理学体系，比作是方塘清澈如镜的水，之所以能如是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之水源源不绝注入，这比喻十分清新、贴切。有创新，才能有发展。朱熹的理学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创新。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创造性的见解？朱熹具有独创性的理学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想从朱熹的治学之方回答这个问题。



 



　　源头活水何处来？



 



　　朱熹独创性的理学体系的成因，同“立志居敬”、“虚心涵养”、“发愤用功”不无关系。然这是治学之态、非治学之方，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从治学之方法来探究，本论题似乎自古便有答案。孔子曰：“温故而知新”。“温故”就是“知新”的条件。朱熹在论及读书之法时，也一再强调“温故时习”。他说：“学贵时习，须是心心念在上，无一一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续近思录》卷二）又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新得”者，创造性之见解也。随时、随事、随处，学习、复习、练习，自会有“新得”。可见，“温故时习”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条件。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朱熹明确指出：“温故时习”乃不过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如果不温故便不能“知新”。这是必要条件的命题。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中的连词“而”也应当释为“才”，孔子的原话，也是必要条件的命题。（有些人把句中的“而”注释为“就”在语意表达上是错的。）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那些条件呢？



 



　　　　　　一、熟读。



 



　　门生吴伯英初见朱熹问如何读书。朱熹的回答简单不过。“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例如——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舔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这里，朱熹告诫门生吴伯英：书，要熟读；不可浅尝辄止。朱熹在建阳考亭撰文教谕沧州精舍的门生曰：“书不记，熟读可记”。还批评一些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读一个人的书。到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要熟读的道理。



 



　　熟读，自然含有反复学习之意，不反复学习，岂能称“熟读”。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温故”的必要性而已。“熟读”也是“知新”的必要条件。



 



　　　　　　二、知疑。



 



　　朱熹提倡读书要知疑。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启发的方式质疑问难。或个别答问，或围炉讲问。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说：“书始渐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再其次节节有疑，过此一番之后，疑渐读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这里所谓的“知疑”即是发现疑义。说明学问长进，必须要能发现疑义，去其疑义。这是朱熹对学问长进过程的描叙，也是他自身读书的体验。其公式是：知疑——释疑——融会贯通。读书至融会贯通便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是否能因此而必然得“新知”呢，朱熹本人也没有断然下这个结论。因为这不过是“知新”的一项必要的前提。    



 



　　　　　　三、精思。



 



　　朱熹在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的“教谕”中说：“义不精，细思可精。”（《朱文公全集》卷74篇1472页）在《与魏应仲》（《朱文公全集》卷39）一文中说：“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小有疑处，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在《朱子读书法》中又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语中所谓之“精”，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精密思考；其二是：得其精蕴。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结果。精思的过程是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朱熹一生，无论教学，还是著述，都是殚精竭虑，探幽索微，力求获得精深的义理。在沧州精舍时，完成了六经的传述。“研精覃思以究其难知”。《四书集注》是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的传道明世之作，历四十余年而后成。明代学者薛瑄对它的评述是“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所以，冯友兰教授称赞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的哲学家。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须臾没有离开精思，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覃思深究的结晶。



 



　　　　　　四、循序。



 



　　循序渐进，是朱熹反复强调且始终坚持的治学之方。朱熹认为：小学只能教学生识一些字，做一些具体的事，从识字做事当中获得简单的基本的知识。到了大学，就要领悟道理。所谓“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所以”。（《语类》卷七124页）就是大学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四书》：也严格规定阅读次序：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最后《中庸》。文章，按一定顺序，一篇一篇地读；书，也按一定的顺序，就其内容上说，必然有其内在联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这是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的，也是认知应当而且必然要遵循的。当然，在同一个知识层面上，或于局部的内容上，先后之顺序，并无绝对的标准。



 



　　综上所述：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此五点治学之方，或近或远，或多或少，都与获得“新知”存在必然的联系。可以说，都是获得“新知”的必要条件。但笔者以为这些都并非是获得“新知”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



 



　　那末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曰：由博反约。



 



　　什么是“博”？



 



　　博，就是知识的广博。是从掌握知识的量和知识的面来说的，其特征是知识的多量性、全面性、系统性。它要求大量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正如朱熹所说的“凡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学，修己治人之方，无所不习。”



 



　　“循序渐进”是为了掌握知识，“温故熟读”是为了巩固已学的知识。两者都是为了达到“博”这一目的，在获得“新知”这一方面，两者都是依附于“博”起作用的。



 



　　什么是“约”？



 



　　“约”也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对知识的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的思维过程。是对已知知识的重新组合。从知识的互相联系中，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其二是指重新组合的“新知”，亦即规律性。前者是动态意义，后者是静态意义。



 



　　“约”的以上两种含义与上述的“精思”的“精”的两种含义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思考，后者是思考的结果。因此，“精思”与“约”实质上是相通的。而“知疑”呢，则是思考过程必然的现象。



 



　　“由博反约”是一个“序列”，但已不是掌握旧知过程中的“序列”而是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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