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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人们的行动也就受到了影响。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第二，把四方尊之为神，崇拜它们，祭祀它们，“祈年侑雨”，为今后五行学说由农业生产的实用性转向政治伦理的统领性埋下了伏笔，也为它的神圣化、神秘化奠定了基调。
我们对殷人的四方观念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常正光先生指出：“四方不可能是抽象的四方，它在空间的存在必然要依附一个中心点，有了中心点才有四方，不然就无所谓四方了。事实上殷人据出日入日测得的四方是以表为中心的四方，是以东西线与南北线相交点为中心的四方，这两条线相交构成十字形。”[6]（第356页）《辞源》也说：“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7] （第67页）所以《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新书·属远》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历史学家庞朴先生“殷人已经具有了确确实实的五方观念，”“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学说的原始”[8] 的论断，就是一种极有远见的看法。从《荀子》和《新书》的引文，我们还可以看到，五方观念实际上与中国君权专制、一统天下的社会组织模式是有直接联系的。
在现存文献中，五行观念的数术化大约在春秋末期才正式形成，《墨子·贵义》中墨子与日者的对话中，已经出现了方位与天干、四色龙相匹配的信仰，这种分类配位系统可以整理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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