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



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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