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并没有使钱先生完全否定“学”与“道”两个层面的区分，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亦认为钱先生对儒家的看法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第二是信仰的层次。”[80]就信仰的层次而言，儒家当然不只是“学”，而是“教”。既是“教”则不能排除超知识的体悟、体证。事实上，当钱先生说“历史就是我们生命。”“是精神的生命”，“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81]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是由纯知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所以，尽管我们可以由钱穆先生对宋明儒道统观的批评中得出如下结论，即钱先生主张对文化传统采取一种整体（历史的）观念，而不主张采取一种超越的（哲学的）观念；[82]但我们却不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钱先生否定某种超越的、历久常新、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而肯定此种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正是儒家道统观念最本质的内涵。



历史上儒家的道统论是落在某种传道谱系上来讲，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文化意识，此文化意识是落在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上来讲，就此文化意识而言，儒家的道统观念有其超越性和绝对性，而落实到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则往往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无视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将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加以绝对化，将之等同于文化传承本身，道统观念就会沦于保守、僵滞。宋儒的道统论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正是与此有关。



当代新儒家也颇有宋儒“道统不传久矣”的感叹，但与后者相比，当代新儒家是更多地凸显了道统观念作为表现某种普遍的文化意识的层面，这使得他们能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传道谱系而言道统。事实上，在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学说中，“道统”一词通常是泛指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在此种意义上，所谓“哲学家的道统观”与“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之区分亦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对于孟子辟杨墨，韩愈、宋儒排佛老，当代新儒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彰显的是一种更为普泛的民族文化意识。



至于落实到究竟谁最堪承担道统之传，或者谁真正把握了儒学精义，则不免见仁见智，受到立论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域等诸方面的限定。例如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自然称得上是朱子研究和宋明儒学研究领域的大手笔、大动作、大突破，但亦只能说是牟先生一系的特殊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对“当代新儒家”作过于偏狭的限定，那么牟先生的观念在当代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牟曾经激烈地批评冯友兰先生的朱子学，两人的哲学立场亦截然不同，但就一味地把朱子向客观实在方面讲这一点而言，却又不免殊途而同归。



还有一点儒要指出：与某些论者的批评恰恰相反，当代新儒家道统论的问题可以说并不在于主张超越体证，而在于知识化的趋向。程明道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已之心也。”[83]“传已之心”一方面是“默识心通”的内在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窗前草不除”、“吟风弄月，浩然有吾与点也之意”的“圣人气象”。而在当代新儒家这里，所谓道统之传则庶几成为纯粹学理上的判释，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为道”也即是“为学”，只不过此所谓“学”在内容特征上被认为与科学知识之学不同罢了。就“道”（教）与“学”的关系而言，在区分“为学”与“为道”的同时，儒家之道又并不一般地排斥“学”，不排斥且十分重视历史层面的知识与学养，它所强调的是必须有由艺进于道、由具体的知识达于形上的解悟的“向上一机”。叶适在批评宋儒的道统论时，曾指出儒家之道“不特以身传”，乃“存之于书”，“得之于言”，此原本不错。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典籍并不能等同于古圣贤哲人活生生的生命世界和精神境界本身，那么如何能够赋予典籍以真实的生命，即如何能够通过典籍而又超越乎其籍去理解和再现先圣先哲的精神境界呢？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知识性的探求所能回答的问题。



与基督教相比，儒家的道统之传可以说更多地有赖于后儒的体证与诠释，所谓“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这又使得普遍的道与具体的传道谱系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儒家之道是要通过具体的传道谱系来体现和被人们所理解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以把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等同于儒家之道本身，因为任何对于儒家之道的解释及此相关的对于历史上之传道谱系的判释，都不可能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从此种意义上说，儒家之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并不排斥它向现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所展开的无限可解释性和开放性。



注释：



1 《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收入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2 由此方面系统回应余英时先生的批评者，可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一文，载《鹅湖月刊》第224期（1994年2月）。



3 参见《犹记风吹水上鳞》，第56、70页。



4 参见《钱穆与新儒家》第95页。



5 《孟子·公孙丑下》



6 韩愈：《原道》



7 《犹记风吹水上鳞》，第70页。



8 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



9 《十力语要》，卷三，第44页。



10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新儒家评论》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2页。



11 《原儒》，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版，上卷，第8页。



12 《读经示要》，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版，第85年。



13 《原儒》上卷，第51页。



14 同上。



15 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



17 《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8 参见《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7页。



19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5页。



20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61页。



21 熊十力：《读经示要》，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版，第464页。



22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97页。



23 同上，第192页。



2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3页。



25 同上，第14页。



26 同上，第12页。



27 熊十力说：“凡经，有孔子亲作者，有孔子口说而弟子记之者。”（《原儒》上卷，第6页。）



28 《心体与性体》（一），第245页。



29 同上，第192—193页。



30 《原儒》上卷，第13页。



31 《读经示要》，第328—329页。



32 《生命的学问》，第101页。



33《礼记·乐记》



34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35 同上，第115页。



36 叶适：《习学记言》。



37 《心体与性体》（一），第262页。



38 同上，第263页。



39 同上，第278页。



40 同上，第19页。



41 牟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判释，以三系说取代程朱、陆王之说。



42 《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版，第369页。



43 同上，第368页。



44 同上，第383页。



45参阅《心体与性体》第368页。



46 《心体与性体》（三），第369页。



47 同上，第383页。



48 《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49 《心体与性体》（三），第403—404页。



50 同上，第403页。



51 《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52 同上，第49页。



53 《生命的学问》，第36页。



54 同上，第38页。



55 牟宗三：《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56 同上，第88页。



57 同上。



58 同上，第102页。



59 同上，第103页。



60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61 同上，第268页。



62 《生命的学问》，第115页。



63 同上书，第117页。



64 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文津出版社会1991年5月版，第6页。



65 同上书，第7页。



66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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